是自信，吾以是懺悔。為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吾以是報孔子之恩我，吾以是報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報我國民之恩我”。
為此，梁啟超專門給老師康有為寫信，反覆陳說自己反對保教的理由，甚至批評老師在海外籌款建築孔廟、祭孔祀天活動對本黨並無益處，“徒為虛文浪費金錢而已”，還批評花二十萬捐資在新加坡建一孔廟實在可惜，不如興辦學校和其他公益事業。讀史觀今，現在許多地方不是依然校舍破舊、各項公益事業落後，但政府卻一直在花巨資造神建廟麼？近日，更有政府要花三百億元在孔孟家鄉建“文化標誌城”！我們是應讚歎梁氏的高瞻遠矚、百年前的批評竟然具有“當代性”，還是應為此種傳統的特別深厚而遺憾？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不啻是梁啟超的“謝本師”，文章一出，康、梁雖然私誼仍在，但學術、思想已明確分為兩途。對梁氏來說，愛老師，但更要愛真理；愛孔子，但更要反對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