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廣播裡沒有的訊息，便一定是造謠。造謠不僅可恥，而且有罪。再說，革命者應該懂得：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應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算真的死了那麼多人，這封信竟只是純客觀地報道死訊，寫法也成問題。”
該怎樣處理這封信，劉心武非常為難，以至於輾轉反側，徹夜難眠。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很難理解一封信何至於此，把信還給人家，說明無意中看了私信，道個歉順便問候安慰一番不就行了？但在那個非常年代，“正常”行為往往會鑄成大錯。他與這位同事彼此“信得過”，但在交談中他們從未對劉提起過家鄉的地震、親人的死亡，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說出這些，“現反”無疑，他們和寫信者都將被“專政”。現在，同事、朋友中交談這類事太正常不過，但在那時就是“犯罪”。劉心武也知道，如果他把信還給同事，同事夫婦一定會緊張萬分，因為這種內容的信已被別人知道，若再擴散，他們的結果一定不好。很可能，同事會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