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杜後來的回憶，他是盡心竭力地執行了鄧子恢的指示，批評當地黨的領導人一味追求農民的合作，而於“戰術上缺乏準備”，因之“必須趕快下馬”。兩個月後，鄧子恢對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計算，結果證明他的收縮方針已經促使二萬六千個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潤生參與的浙江減少了一萬五千六百零七個，其餘一萬一千個大致為山東、河北兩省所屬。
毫無疑問，在鄧子恢的眼裡，危機終於緩和，鄉下這個大屁股上也終於乾淨了一點。可是，在這種稍稍安定下來的氣氛中，毛澤東忽然改變了主意。他不再信任鄧子恢的判斷，決定親赴鄉村以求得自己的見聞。這時候鄉下剛剛迎來春天，麥子鬱鬱蔥蔥，農民興高采烈，幹部都說農業社“好得很”，糧食也不像鄧子恢說的那樣入不敷出，哪裡又有什麼“合作社辦不下去”的事情？這一切均為毛澤東目睹耳聞，看來鄧子恢即便不是有意說謊，也是在傳播謠言，說他“發謠風”是不會冤枉他的。多年以後，研究農業歷史的人們大都把毛鄧的這一段糾葛視為一個重大事件，指責毛澤東在這件事上處置不當，最終導致了農村合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