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時，他就萌動要系統地研究武當歷史，那時，武當歷史只是一些文化的碎片。當時國內還沒有人從歷史學、文化學角度研究武當山，一說研究武當道教，就有人覺得是研究迷信。1982年8月，大學生楊立志到武當山紫霄宮查閱道書時，書上落滿了厚厚的灰塵，好像從沒有人翻它。原本孤獨的楊立志增添了迷茫，因為就能找到的國內論著而言，遍查索引，沒有一篇研究武當山的論文可資借鑑。於是，楊立志想放棄這一研究。但自幼生活在武當山鎮的楊立志，發現生命中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情結，那就是種秘的武當文化有太多的未知讓他放不下。最終，他懷著孤獨和迷茫硬是寫出了萬餘字的學士論文《明成祖大修武當道宮述論》，對明代大修武當山的原因等問題作了初步回答，為四年的大學生活劃上了一個句號。
也就在這時，另一個武當山的兒子——王光德出現了。
1967年，因丹江口水庫開始蓄水，均州二中的高中畢業生王光德便隨七里屯的父母、家人一起被移民到襄陽縣雙溝公社張集村。這時，7歲的楊立志也隨七里屯的外公外婆移民到了襄陽雙溝，兩家人在陌生的異鄉繼續成為鄰居。然而，環境的不適應、生活的艱辛使生性敏感的王光德對家鄉均州倍加思念。在招工、當兵、推薦上大學全都沒有希望之後，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