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蘇樟希�⒆�7天后中風死去。
1968年7月下去，到11月他們孃兒幾個就偷偷跑回來，一路上風餐露宿，逃荒一樣。老城已一片汪洋，新城也沒有落腳點，只有逃到大柳，住在營業所。那時單位只給職工一個單間，無法住，錢也不夠花。第二年年初，天還下著大雪，她跟附近大隊的幹部好說歹說，答應給一個磨坊供她們母子住。由於太遠，他們在那裡住了幾個月就搬走了。而新居也是同樣擋不住雪霜，遮不住風雨。後來，在大柳區領導的幫助下，離所五里的地方又租了一間草房，這算是比較好的，十個平方。她母子住進去，在地上打了樁，用竹棍子拴了一張床，坐上去吱吱響，砌了灶，房裡都滿了。床連鍋、鍋連床，案板架在鍋臺上。隊上幹部去親熱我們，一坐竹床就壓垮了。下起雨，草房漏，雖是躲在屋裡，也要打傘戴帽等天晴。就是這樣還是住不穩，城裡鄉里四處清查，凡是遷往他鄉的人都得回去。到處都在追、攆、送或透過組織做工作，非走不行。我是黨員，這也得帶頭。1972年3月，她母子把被子一卷，又返嘉魚，無奈啊！
回嘉魚六個月後，她又拉扯著兩個娃子，揹著包袱，離開了那裡。她不敢回家，只得悄悄住她孃家。到了第二年夏天，他們母子準備回鄖縣找我，連日奔波，在丹江輪船碼頭上等船睡著了，被小偷偷了個一乾二淨，回不來了，他們母子在碼頭上抱頭大哭。正好遇到幾個好心的鄖陽船工，知道原委後，帶他們回到了鄖縣……
財辦知道情況後，解決了3丈布票，支行解決了50塊錢，做了幾件布衣服總算有了換洗的，這就是那時的家當了。城裡沒點兒落腳，只得又到大柳營業所，我只得再去找房子——我一生搬了11次家。妻子寫了幾十次申請，厚厚的一疊，希望組織批准他們回來，夫妻孩子在一起，什麼可憐的詞都用完了，還是不能解決問題，我氣不過把它們一把火燒了。
妻子在大柳住下來，我又去給大隊說好話，請隊上給點口糧，同意後，她就去從事她完全陌生的沉重的農活——上山砍柴、扒紅薯溝、點苞谷、挑大糞……1979年12月30日我調到支行來，情況有些好轉。第二年夏天，為解決生活問題，我的老二進城在基建工地搬磚，暑天中午炎熱，他累了、熱了，跳進水庫去浸一浸，誰知一下去就沒起來。這年他16歲。牛高馬大的，穿42碼的球鞋，打撈起來，買了一副棺材，裝得滿滿的。
組織上照顧380元，300元棺材錢直到1983年才還完……
一個家庭有一個家庭的悲劇，100個家庭有100個家庭的不幸，一萬個家庭有一萬個家庭的眼淚……
我無法將所有移民和返遷移民的傷痛寫盡。只願這樣的苦難不再輪迴，只願2010年漢江水抵達北京後，乾渴的北方人用清沏的漢水泡上一杯茶，然後靜靜地坐下來，仔細品味這茶中不盡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