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樹德現在急需摸一摸定難軍的家底。
粗略的他都知道，但現在戰爭在即，他需要更精確的一些，並估算一下，看看自己能夠堅持多久。
國朝財稅體系，大體分為上供、送使和留州三部分，即兩稅三分的格局。
具體到某一州，其刺史將屬州部分賦稅送至節度使、觀察使處，曰“送使”，剩下的留做州中開支，曰“留州”，節度使再將部分稅賦解送京師，曰“上供”。
上供部分，每個藩鎮都要交，即便是素來跋扈的河北諸鎮都不能免，或多或少而已。靠著這套體系，元和年間朝廷收到了總計三千五百餘萬緡的賦稅（實物亦折算在內），是開元、天寶年間的三至四倍。
其實，單就人口來算，後世嚴耕望等人認為，雖然藩鎮割據，但武宗年間的人口未必比天寶年間少。不然的話，以明面上遠低於開元年間的稅基，即便財政改革，大幅度增加了商稅，中唐那會也不可能達到三四倍的財政收入——天寶年間800多萬戶，大曆年間一度只有130萬戶，結果兩稅法一實施，十年內變成了300多萬戶，並且在接下來五十年內增長到500萬戶，平均每戶6.63人，超過天寶年間戶均5人，著實了得。
黃巢入長安之後，各鎮上供都暫停了，或許未來會陸陸續續交。嗯，已經有一些恭順的藩鎮開始上供長安了，雖然皇帝還在蜀中。
但京西北八鎮本來就窮，暫時都沒交。河中這種富裕藩鎮更不用說，一年七十萬緡的鹽利全數截留，也難怪後來田令孜要搞他，未必是出於私心，是朝廷真的缺錢。
中和四年，經過四五年時間的發展，綏州戶口漸豐，墾田日多，全年地稅共收得粟麥雜糧41.42萬斛，戶稅得絹匹、錢緡；銀州地稅12.09萬斛，戶稅絹匹、錢緡；夏州地稅7.71萬斛，戶稅絹匹、錢4094緡。
這三個州里面，銀州百姓負擔應該是最重的，因為戶均人口只有3.2人，綏州是5.96人，夏州是5.53人。究其原因，還是大量巢眾編戶，剛剛娶妻，戶口太少。國朝收稅是按戶收取的，因此負擔較重，若不是該州數千巢眾跟隨出征宥州，一人得了四頭羊的話，日子怕是要很難過。
值得一提的是，國朝實行的是量出為入的財稅政策，即估算需要花多少錢，然後設定一個目標值，依照這個值來收取賦稅。天下諸鎮基本也是這個路數，去年打了兩場仗，繳獲實在太多，邵樹德便沒收太重的稅，讓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氣，不再處於嚴重飢餓狀態了，甚至還有餘力買牲畜回去飼養。
之所以如此作為，是因為此時的稅收體系非常粗陋。沒有網際網路，沒有大資料，基本就是軍頭想要多少，然後幕府大致估算下各州的富裕程度，定個數額，各州再層層攤派下去。過程怎麼樣，軍頭不管，他只要錢。
邵樹德怕收得狠了，會逼死那些家裡丁口少、田畝少的百姓。畢竟國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數量也太少，與宋朝那發達的官僚體系和龐大的規模完全不好比，收稅太依賴地方了。
特別是藩鎮割據以後，州縣官職被幕府大量佔用，幾乎處於停擺狀態，但幕府才幾個人？軍頭們收稅，可不就只能依靠武力，向地方攤派麼？這個過程，必然是不平均的，地方鄉紳、宗族上下其手，一個不好，就會逼死不少人，或者逼著他們流亡，稅基流失。
夏、綏、銀三州，是自己的根基，要小心呵護，不能涸澤而漁。這幾年間，三州人口幾乎增長了一倍，有關中移民、有軍士家屬、有草原婦孺俘虜、有編戶齊民的党項小部落、有外州陸陸續續遷過來的人，三州十二縣的戶口黃冊大體上還是靠譜的，畢竟都是新錄入的戶口，隱戶其實很少。也正因為如此，收稅效率其實已經不低了，不可再過多壓榨。
三州十二縣共計收得兩稅糧豆61.22萬斛、絹14.42萬匹、錢2.82萬緡。此外，還有今年剛剛有起色的貿易榷稅近六千緡，軍屬農場收租18.22萬斛，賣軍馬收入摺合錢約9.8萬緡。
這個正稅（不算雜捐），其實是低於此時全國平均水平的。如果按照夏綏糧價摺合成錢的話，戶均八緡有餘，而建中元年全國平均就已經十餘緡了，此時過去百年，只會更高。
當然晚唐不是最高的，後梁比晚唐更高。而後梁還是五代裡最低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一代比一代高。而到了北宋，農民人均負擔更是在晚唐五代賦稅最重的後周的基礎上再大幅度增加，不知道百姓怎麼活下來的。
定難軍衙軍、州兵一年糧賜60多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