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戶稅還是地稅，其實都有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沒有固定的稅率。
安史之亂後，量出為入的財政制度是很可怕的。用多少錢，徵多少稅，這不是耍流氓是什麼?
邵樹德想要減輕百姓負擔，都不需要做什麼休養生息的舉措，你把稅率固定下來，老百姓就很感激你了。
每年收多少錢糧，明明白白給個數好不好？別隨心所欲。
所以，裴廷裕報的河南府財政收入，在邵樹德看來意義不大，於是他說道：“重點講講開支。”
“遵命。”裴廷裕都不用看檔籍，直接說道：“大的開支有三。一曰館驛支出，當府重務，無過驛馬。”
說到這裡，裴廷裕補充了一句“：河南府諸館驛，其實是有餘錢的。”
河南府驛站有的被承包給了傷退下來的武夫，有的還是官營，原本統歸幕府的館驛巡官管理。
因為四通八達，交通便利，整個河南府每年的館驛系統都有盈利，在邵樹德入主河南府之前就這樣。
比如長慶元年（821），“河南尹韋貫之請以去年夏末至今年夏初供館驛外殘錢一萬三千五百八十貫、草九萬五百八十束，代百姓填元和十一年至十五年逋欠及今年夏稅，從之。”
河南府館驛系統，居然還有盈利用來填補應送使的積欠稅款，可見這其實是一塊優質資產。究其原因，大概是長安經洛陽至汴州這條全國最繁忙的驛道所帶來的滾滾利潤。畢竟大唐的驛站是對外經營的，餐飲、住宿都掙錢，自己還有驛田，往來官吏的消費也有嚴格規定，不許超支，故有盈利。
但這不能推到全國其他府州，因為有些地方沒這個條件。
“其二曰官俸支出。依大曆十二年（777）釐定之外官俸料，河南府俸料額同京兆府。尹一員，月俸八十緡，少尹二員，月俸各五十緡……全年官俸開支六萬緡餘。”
河南府官員品級高，等同於京兆府，轄縣又都是畿縣，因此官俸支出是比較大的，佔到了當前財政收入的15%左右。
“其三供軍遞頓支出，此為最大項開支。”裴廷裕說道：“河南府有州兵四千二百餘員，年供軍五萬六千餘緡。”
這是包括軍餉、物資、採購、訓練等各類總支出了。吃飯沒算在裡面，因為地稅可以支出，河南府不缺糧。
“供軍不費，遞頓極費，且無定數。”裴廷裕說道。
所謂遞頓支出，就是過路及臨時屯駐的開支。
大唐有制，“凡諸道之軍出境，仰給於度支。”也就是說，禁軍、藩鎮軍外出作戰，包括賞賜、撫卹、物資轉輸之類的費用由中央財政負擔，但地方府州仍然免不了有巨大的開支。
大軍過境，軍士們粟麥、酒肉價要供給吧？臨時屯駐，你要負擔。甚至到了後來，中央財政困難，地方府州也要幫著中央承擔部分開支，甚至比例越來越高。
邵樹德治下就是這樣。
大軍征戰，除後方轉運外，就近徵集的部分也相當龐大。戰事越頻繁的府州越倒黴，基本會把地方財政消耗一空，甚至還倒欠賬。
這就是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不分，一筆糊塗賬。
“以河南府的情況來看，官俸、供軍及雜費開支，大概佔到兩稅收入的三一之數。”邵樹德說道：“去年送使約二十萬緡，是這個數吧？”
“正是。”裴廷裕說道。
東都畿汝節度使手裡沒兵，送使之後的錢，再扣掉幕府官俸開支，剩下的都可以送到邵樹德那裡養兵，這個數字與汝州、鄭州攤一下，大概在十七萬緡左右，這就是河南府對中央財政的最終貢獻。
四十萬的總收入，中央拿到了四成出頭的樣子。比例有點低，但說實話，地方經費也很緊張，經常虧空叫苦。
“亂！”邵樹德嘆道。
藩鎮為國，要做的東西很多，不僅官制、軍制要變，混亂的財政制度也要改變。
在各鎮罷廢之前，他就經常伸手向節度使要錢，因為他們上供過來的錢不夠用，而且上供比例也忽多忽少，有時完全沒有，甚至還要上面貼錢發工資。這不是節度使們不努力，實在是戰事頻繁，財政已經完全亂了。
沒錢就向百姓開徵雜稅，還能怎麼辦？德宗年間，經歷了安史之亂，人口銳減，百姓流亡，地方上有叛亂藩鎮，有不納貢的藩鎮，但中央財政收入竟然比天寶年間還高，你敢信？這固然有兩稅法施行後，豪門貴族、富商土族也開始納稅，稅基擴大的因素，但橫徵暴斂也是很普遍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