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者始不能以濫竊虛名；知泰定、天順之相繼為君，而後乘釁奪宗者不得以冒幹大統。凡向來懷鉛握槧，聚訟不決者，一經燭照，無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為明訓。仰見聖人之心體，如鑑空衡平；聖人之製作，如天施地設。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遂無復能低昂高下於其間。誠聖訓所謂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至明季北都淪覆，大命已傾，福王竊號江東，僅及一載。皇上如天聖度，謂猶有疆域可憑，特命分注其年，從建炎南渡之例。
又唐、桂二王跡同昰、昺，雖黜其偽號，猶軫念其遺臣，亦詔別考始終，附綴書後，俾不致湮沒無傳。大哉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贊一辭矣。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初，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採明一代事蹟，撰《通鑑綱目三編》，以續朱子及商輅之書。然廷玉等惟以筆削褒貶求書法之謹嚴，於事蹟多所掛漏。又邊外諸部，於人名、地名多沿襲舊文，無所考正，尤不免於舛訛。夫朱子創例之初，原以綱仿《春秋》，目仿《左傳》。《春秋》大義數千，炳若日星。然不詳核《左傳》之事蹟，於聖人予奪之旨尚終不可明。況史籍編年，僅標梗概於大書，而不具始末於細注。其是非得失，又何自而知。即聖諭所指福藩田土一條，其他條之疏略皆可以例推。至於譯語，原取對音。唐以前書，凡外邦人名、地名見於史冊者，班班可考。惟兩宋屈於強鄰，日就削弱，一時秉筆之人，既不能決勝於邊圉，又不能運籌於惟幄，遂譯以穢語，洩其怨心，實有乖紀載之體。沿及明代，此習未除。如聖諭所指朵顏、青海諸人名，書“圖”為“兔”之類，亦往往而有，鄙倍荒唐，尤不可不亟為釐正。是編仰稟睿裁，於大書體例，皆遵《欽定通鑑輯覽》；而細注則詳核史傳，補遺糾謬，使端委秩然。復各附發明，以闡袞鉞之義；各增質實，以資考證之功。而譯語之誕妄者，亦皆遵《欽定遼金元國語解》，一一改正，以傳信訂訛。較張廷玉等初編之本，實倍為精密。
聖人制事，以至善為期。義有未安，不以已成之局而憚於改作。此亦可仰窺萬一矣。
△《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有《讀禮通考》，已著錄。是編以元、明人續《通鑑》者陳桱、王宗沐諸本，大都年月參差，事蹟脫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備，而如改《宋史》“周義成軍”為“周義”，以胡瑗為朱子門人，疏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乃與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考諸書，作為是編。草創甫畢，欲進於朝，未果而歿。今原稿僅存，惟闕第十一卷。
書中多塗乙刪改之處，相傳猶若璩手跡也。其書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凡事蹟之詳略先後有應參訂者，皆依司馬光例，作《考異》以折衷之。其諸家議論足資闡發者，並採系各條之下。間附己意，亦依光書之例，標“臣乾學曰”以別之。其時《永樂大典》尚庋藏秘府，故熊克、李心傳諸書皆未得窺。所輯北宋事蹟，大都以李燾殘帙為稿本，援據不能賅博。其宋自嘉定以後，元自至順以前，尤為簡略。至宋末昰、昺二王，皆誤沿舊史，系年紀號，尤於斷限有乖。又意求博贍，頗少剪裁。如西夏姻戚之盛，備敘世系；慶元偽學之禁，詳載謝表。元末事蹟，多采《輟耕錄》、《鐵崖樂府》。敘書藝則稱其日寫三萬字，紀隱居則述其懷抱幾時開，無關勸懲，徒傷煩冗。又載元順帝初生之事，過信《庚申外史》，尤涉鑿空。然其裒輯審勘，用力頗深。故訂誤補遺，時有前人所未及。如《宋史·富弼傳》，以樞密使出判揚州，今據《宰輔編年錄》改作“河陽”。《餘玠傳》，淳祐十三年及元人戰於嘉定，今據家傳，改作“十二年”。
元末寇陷淮安，《本紀》首尾不具，今從王逢《梧溪集》，定作趙國用”。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湖州，《本紀》作“二月”，今從《明實錄》，作“四月”。皆案文核實，信而有徵。又是時乾學方領《一統志》局，多見宋、元以來郡縣舊志，而若璩諸人，復長於地理之學，故所載輿地，尤為精核。如宋王堅之守合州，則採《四川總志》。牟子才之諫張燈，則採《西湖遊覽志》。而明人紀事之書，若劉辰《國初事蹟》、吳寬《平吳錄》之類，亦並從附載，以資考證。年經月緯，犁然可觀。雖不能遽稱定本，而以視陳、王、薛三書，則過之遠矣。
──右“編年類”三十八部、二千六十六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有歷代之編年，《竹書紀年》以下是也。有一代之編年，《漢紀》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