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作《履祥行狀》曰：“司馬文正作《資治通鑑》，系年著代。秘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不足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書》、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系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為一書。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媺言懿行，后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后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無編年之書，是編固不可少之著也”云云。蓋履祥撰述之意，在於引經據典，以矯劉恕《外紀》之好奇。惟履祥師事王柏，柏勇於改經，履祥亦好持新說。如釋”桑土既蠶”，引後所謂桑間為證；釋“封十有二山濬川”，謂營州當雲其山碣石，其川遼水；以《篤公劉》、《七月》二篇為豳公當時之詩，非周公所追述；又以《七月》為豳詩，《篤公劉》即為豳雅；皆不免於臆斷。以《春秋》書尹氏卒為即與隱公同歸於魯之鄭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