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寢之說，而不引《資暇集》所載梁武帝繪畫寢室一條。“竊比老彭”，但取《經典釋文》所引鄭雲“老，老聃。彭，彭祖”之說，而不引《禮記疏》、《文選注》所載鄭注“老聃，周之太史。彭，彭咸也”一條。“乾，元亨利貞”，但取《子夏傳》始、通、和、正之說，而不引《義海撮要》所載梁武帝義“始為元，遂為亨，益為利，不私為貞”一條。此類頗多，亦傷漏略。又如《周禮》備載宋元諸儒攻駁之語，則徒啟紛紛。《孟子》備載《筆談》所紀王聖美因何卻見梁惠王之言，則更涉諧謔。蓋耀文因當時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為裒集異同，以存古義，而不必一一悉從其朔，故所採亦未盡精純。然嘉、隆之間，心學盛而經學衰，耀文獨能遠討遐搜，潛心訓詁，亦可雲空谷之足音矣。
△《欽定繙譯五經》·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初，欽定繙譯《四書》，續繙譯《易》、《書》、《詩》三經，續又繙譯《春秋》、《禮記》二經。至乾隆四十七年，而聖賢典籍釋以國書者，燦然備焉。案鄭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礙耳。”其說良是，然文字之聲音，越數郡而或不同；文字之義理，則縱而引之，千古上下無所異；橫而推之，四海內外無所異；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語言，自有契若符節者，又何聲音之能障礙乎哉？考《隋書》載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經籍志》載其書作一卷。
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學其識，均未窺六藝之閫奧，故能譯者僅文句淺顯之《孝經》，而諸經則未之及耳。我國家肇興東土，創作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復御定《清文鑑》，聯字成語，括一切義。精微巧妙，實小學家所未有。故六書之形聲訓詁，皆可比類以通之。而列聖以來，表章經學，天下從風，莫不研究微言，講求古義，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譯《四書》，示初學之津樑。至於《五經》，《易》則略象數之跡，示其吉凶；《書》則疏佶屈之詞，歸於顯易；《詩》則曲摹其詠歎，而句外之寄託可想；《春秋》則細核其異同，而一字之勸懲畢見；《禮記》則名物度數，考訂必詳，精理名言，推求必當，尤足破講家之聚訟。蓋先儒之詁經，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鮮通；此編之詁經，則疏通其意，故明白而無誤。不立箋傳之名，不用註疏之體，而唇吻輕重之間，自然契刪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學者守是一編，或因經義以通國書，而同文之聖化被於四方；或因國書以通經義，而明道之遺編彰於萬世。其有裨於文教，均為至大。雖堯帝之文章，尼山之刪定，又何以加於茲哉！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百九十九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原本題“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撰，東都講官物觀校勘”。詳其《序》文，蓋鼎先為《考文》，而觀補其遺也。二人皆不知何許人。驗其版式紙色，蓋日本國所刊。凡為《易》十卷、《書》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詩》二十卷、《左傳》六十卷、《禮記》六十三卷、《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孟子》十四卷。別《孟子》於《七經》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國，殆猶用唐制歟？前有《凡例》，稱其國足利學有宋版《五經正義》一通，又有《古文周易》三通、《略例》一通、《毛詩》二通、皇侃《論語義疏》一通、《古文孝經》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禮記》一通、《周易》、《論語》、《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嘉靖、萬曆、崇禎《十三經注疏》本。崇禎本即汲古閣本也。其例首《經》，次《注》，次《疏》，次《釋文》，專以汲古閣本為主，而以諸本考其異同。凡有五目：曰《考異》，曰《補闕》，曰《補脫》，曰《謹案》，曰《存舊》。按所稱古本為唐以前博士所傳，足利本乃其國足利學印行活字版。今皆無可考信。書中所稱宋版《五經正義》，今以毛居正《六經正誤》及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宋本參校，如《尚書·益稷篇注》“粉若粟冰”，《六經正誤》引紹興本作“粟冰”，監本作“粟水”，興國軍本作“粟米”，今汲古閣本作“粟冰”，而此書不引“粟水”、“粟米”二條；《毛詩·鴟鴞章》“予尾翛翛”《經傳沿革例》引監本、蜀本、越本作“脩脩”，今汲古閣作“翛翛”，古閣作“矛尾翛翛”，而此書不引“脩脩”一條；《生民章箋》“訏謂張口嗚呼”，《經傳沿革例》引餘仁仲本“嗚”作“鳴”，今汲古閣本作“嗚”，而是書不引“鳴”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