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八卷為胡布詩，又名《崆峒樵音》。後二卷則張達、劉紹詩也。三人皆元之遺民，而他書罕稱其詩者，且亦罕稱其人者，故其出處莫之能詳。今即詩中考之，則紹為布姻家，曾入汝南王幕。布與紹詩，《序》稱俱客閩帥，不遂所志，蓋元末皆嘗參謀軍事。布又有詩云：“我時瘴癘使，分跡南荒最”。又云：“自我使島夷，銜命出蠻障”。是布覆嘗奉使海外矣。又布有《入理問所作》及《丙辰歲獄中元夕》詩，注云：先生以高蹈有忤時政，被謫，又《丙辰十月初五發龍江》詩云：“羈人得遣如承檄，日暮登舟似到家”。丙辰為洪武九年，殆明初徵之不屈，被譴，既而得釋者也。至其近聞自從諸詩中，有“想見霓旌擁行在”之句，當為順帝北狩後所作。故君舊國之思，拳拳不置，其志節可見，其詩格調亦皆高古，不失漢、魏遺意，雖聲華消歇，名氏翳如，而遺集猶存，固可與柴桑一老尚友於千載前矣。布字子申，達字秀充，皆盱江人；紹字子憲，黎川人也。
△《風雅翼》·十四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劉履編。履字坦之，上虞人，入明不仕，自號“草澤閒民”。洪武十六年，詔求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強起之，至京師，授以官，以老疾固辭，賜鈔遣還，未及行而卒。《浙江通志》列之《隱逸傳》中。是編首為《選詩補註》八卷，取《文選》各詩刪補訓釋，大抵本之“五臣舊注”，曾原演義，而各斷以己意。
次為《選詩補遺》二卷，取古歌謠詞之散見於傳記、諸子，及樂府詩集者，選錄四十二首，以補《文選》之闕。次為《選詩續編》四卷，取唐、宋以來諸家詩詞之近古者一百五十九首，以為“文選嗣音”。其去取大旨，本於真德秀文章正宗，其銓釋體例，則悉以《朱子詩集傳》為準。其論杜甫《三吏》、《三別》太迫切而乏簡遠之度；以視“建安樂府”，如“典謨”之後別有“盤誥”，足見風氣變移，不知諷諭之語，必含蓄乃見優柔，敘述之詞，必真切乃能感動。王粲《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何嘗非“建安詩”，與《三吏》、《三別》何異？又如《孤兒行》、《病婦行》、《上留田》、《東西門行》以及《焦仲卿妻詩》之類，何嘗非“樂府詩”，與《三吏》、《三別》又何異？此不明文章之正變，而謬為大言也。又論《塘上行》後六句以為魏文帝從軍，而甄后念之。不知古者采詩以入樂，聲盡而詞不盡則刪節其詞；詞盡而聲不盡，則摭他詩數句以足之。皆但論聲律，不論文義，《樂府詩集》班班可考，《塘上行》末六句忽及從軍，蓋由於此；履牽合魏文帝之西征，此不明文章之體裁，而橫生曲解也。至於以漢、魏篇章，強分比興，尤未免刻舟求劍，附合支離。朱子以是注楚詞，尚有異議，況又效西子之顰乎？以其大旨不失於正，而亦不至全流於膠固。
又所箋釋評論，亦頗詳贍，尚非枵腹之空談，較陳仁子書猶在其上，固不妨存備參考焉。又案：葉盛《水東日記》，稱祭酒安成李先生，於劉履《風雅翼》常別加註釋，視劉益精。安成李先生者，李時勉也。其書今未之見，然時勉以學問醇正，人品端方，為天下所重。詩歌非其所長，考證亦非其所長。計與履之原書，亦不過伯仲之間矣。
△《荊南倡和集》·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周砥、馬治同撰。砥字履道，無錫人；治字孝常，宜興人。《明史·文苑傳》，並附載《陶宗儀傳》末。至正癸巳、甲午、乙未三年，砥遭亂，客治家，治館砥於宜興荊溪之南，隨事倡和，積詩一卷，錄成二帙，各懷其一。同時遂昌鄭元祐為之《序》，二人亦自有《序》。後砥從張士誠死於兵，而治入明為內邱縣知縣，遷建昌府知府，與高啟友善，遂以此集手錄本付啟。啟復以與呂敏，有啟《後序》及徐賁《題志》。敏後仍歸諸馬氏。成化間，鄉人李廷芝攜至京師，俾李應禎、張弼校正付梓。集後附錄數首，皆砥在荊南前後之作，及治賦砥哀詞，與其追和之詩。砥以吟詠擅長，與顧阿瑛往來。《玉山雅集·紀遊》諸編中，多載所作，格調皆極諧婉。其撰是集，正元末喪亂之際，感時傷事，尤情致纏綿。
治詩稍遜於砥，而雋句絡繹，工力亦差能相敵。以視《松陵倡和》、《漢上題襟》，雖未必遽追配作者，而兩人皆無全集行世，存之亦足見其一斑焉。
（案：周砥與馬治詩同一集，而人隔兩朝，遂無時代可歸，今以治雖入明而在元所作，尚可謂之元詩；若砥則斷斷不可編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