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否？一笑。
二、送上弟在榮總所拍照片兩張，或可作弟前送拙稿“輓歌四首”的附件。拙稿序言中曾說及老榮民赴榮總看病之諸感慨。此兩張照片，或可為此感慨提供一點證明也。匆匆，敬祝大安！周未愉快！
虛一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晨七時寫畢
二、李敖答胡虛一
虛一老兄：
四月十九日來信承示種種，極為感謝。
老兄談及“美國大學讀博士學位者，有以中國詩《孔雀東南飛》為研究，而其重點在研究探討'孔雀為何東南飛，而不西北飛'的緣故何在”等事，使我想起一個笑話。笑話是：為什麼“孔雀東南飛”而不西北飛呢？答案是：因為“西北有高樓”的緣故！以古詩一句回應古詩一句，正是妙答。其實如此笑話，美國的支那通所在多有。胡適就透露過一個，說某支那通考據出“諸葛亮乃音樂家”，經人詢其所本，此支那通曰：諸葛亮自比於管樂，所本在此！查《三國志》諸葛亮傳：“亮躬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原來支那通是這樣讀中國書的！管仲、樂毅竟變成了樂器上的管樂，支那通之不通，可見一斑。至於靠支那通混學位、分飯吃的中國假洋鬼子學人，亦復如此。總之，研究中國問題，固非中國學究們所能勝任，亦非外國支那通們所能優為，還得有賴於中國高人們自己的困學紀聞，方足以得真相、存信史。我寫《“軍中樂園”的血與淚》，就是高人成績的一次展示，試問這種研究成果，豈中國學究們與外國支那通們所能想象者乎？
我寫《“軍中樂園”的血與淚》，也有不足之外。不足之處是我離軍中日久，較新的資料增補得使自己不夠滿意，但我仍下停地找機會增補。便如今天，我就從一位音響專家薛起文口裡，得知一九八三年金門地區“軍中樂園”的一些抽樣：金門小徑地區“軍中樂園”，已經在牆上不掛妓女照片，每位妓女，只有號碼，阿兵哥進場以後，隨便找哪一號，不在票上預做限制。但買票時，要強迫買一衛生套。妓女中紅牌者，房間有冷氣裝置，並加收五至十元冷氣費，以茲貼補。但這種情況，同在金門的金城“軍中樂園”，就大異其趣。金城地區“軍中樂園”屬“軍民同樂”型，老百姓也可以去，只是稍貴一點（每次軍一百元；民一百二十元）。
從另一角度看，《“軍中樂園”的血與淚》的寫作，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知識分子關心民瘼前所未有的新方向。中國有史以來，知識分子只會跟妓女調情，他非所問。從李賀的《屏風曲》、《美人梳頭歌》，到杜牧的《詠襪》、《不飲贈官妓》，都是如此，他們從不關切民間疾苦。比較之下，一看就知道我們這一代的高人是多麼超邁前人了。
當然，相對的，在國民黨今日的統治下，妓女的悽慘也是超邁前人的。當年《北平娼妓調查》書中，己有妓女“三四等的，每天留一個客住宿，是必定的。其餘白天來三四個客……在三四等是極平常的事”的記錄，可見當年的接客次數，遠非我在《“軍中樂園”的血與淚》中所述接客五六十次者可比。國民黨今日在臺灣的黑暗統治，光此一端，即可空前絕後矣！
敖之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夜
寫在《雛妓哲學家》的後面
一、劉峰松的《雛妓哲學家》
某一天報紙上登出一則轟動一時的訊息，說：
“某分局臨檢，在某旅社抓到一少女'表演'，在場觀看者有三名日本人和一位中國人；這位中國人赫然是某地的民政局長，他當晚以東主的身份招待日本人，因為他還兼營藝品店，看'表演'是業務上的需要”。
這位少女因涉嫌妨害風化罪移送法院，後來裁定交筆者輔導。
筆者輔導不少這樣的少女，但從來沒有輔導成功的案例可資竊喜或表功，說來真是慚愧。是筆者擔任觀護人不認真、不熱心、無愛心、無耐心嗎？應說——是，否則便找不到責任的歸屬了。除了觀護人有責任外，還有沒有可追究的責任呢？如她自己、她父母、我們的社會等等？從責任的根源來追究，應都逃不了，我們並且可以歸納出一些因素、列出一個表來；可是，縱然知道誰有責任，仍然沒有搔著癢處，沒有把握要點，仍然無濟於事，不能解決問題。
好多無照妓女，都被強制送到斗南“婦女習藝所”，但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據說，她們不怕送法院，不怕送拘留，最怕送斗南；既然是“怕”去，可見那種場所標榜的“技藝訓練”，是不受歡迎的。她們不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