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孫公自稱為一‘極端之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篤信‘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主張土地國有、鐵路國有和大企業國有。他不反對資本，而反對資本家；尤其反對資本主義初期在倫敦、紐約等新興的大都市中【筆者附註：且看今日的臺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產商。防患於夫然，為免革命後之中國亦蹈此覆轍，因此他‘甚欲採擇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義施行於中國’；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稅收於土地，實行‘單稅法’（Single…Tax System），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關於孫氏這一系列講演的綜合內容，散見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匯報記者問：“政冶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載一九六六年臺灣版’國父全書‘頁四九六；及其他隨行者，如汪、胡、章士釗等人的筆記和自傳，以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有關各章。】換言之，孫逸仙醫師，這次已不再醫人，而著重醫國。並開出他頗為自信的，藥到病除、著手成春的社會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義’。十年之後他甚至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孫逸仙醫師這套丹方，在當時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於‘民智未開’和‘知難行易’，孫公所到之處，總是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也。在武漢時期，孫公說法，黎副總統多半在場，恭聽之餘，難免有面從而腹非的表現，恨得胡秘書罵他是，面存忠厚，而內具機心。所幸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芸芸眾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門道’的信徒。一旦心悅誠服，三民主義即變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夥計也就赴湯蹈火，促其實現了。此是後話。
當然一個宗教家和政治哲學家，必須有殺身成仁的自信，才會產生信眾（followers）。中山不用說對他自己的這套‘主義’，那真是生死以之，篤信不移也。在他底啟蒙之後，其後半個世紀，氾濫成災的‘左傾幼稚病’不知犧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寶貴生命。筆者曾撰有專文試論之，我國自卒亥以來，國共兩黨以次，幾無一革命政黨而非社會主義之政黨也。在他們底排山倒海的影響之下，有血性、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筆者自己在內），幾乎無一而非社會主義青年也。他們對所謂‘社會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說也到殺身成仁的境界。孫公對他自己所‘發明’的三民主義的自信心，當然更是終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說三民主義是他‘發明’的。那是出於一個革命家堅決的自信心。但在不疑處有疑的歷史家看來，則民族（馬志尼、俾斯麥）、民權（傑弗遜、盧梭）、民生（亨利佐治）都只是那時西方的新潮思想，其來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發明；但是中山則有其啟蒙和振聾發聵之功也。）但是又有誰能逆料，搞國家社會主義，就必然會搞出些納粹和希特勒來；搞馬克思社會主義，也必然會搞出些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來？偷雞不著蝕把米，使千萬烈士鮮血白流，億萬暴政受害人，枉死溝壑。近百年來的世界和中國歷史都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為禍之烈，有時且有甚於資本主義。老革命家為社會主義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竟至瞠目結舌，悔恨交加。中國共產主義之父的陳獨秀教授，為此賠上了兩個兒子寶貴而無辜的生命；自己臨死之前也開始懺悔，胡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運，是他死得其時。這位偉大而倔強的國醫，若是當年身不死，堅決實行他所發明的主義，他在歷史上的後果若何？吾為孫逸仙醫師捏把汗也。
革命幸未成功。留守終被裁撤
吾人於八十六年之後（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說是閱人多矣。根據這八十六年的歷史例項，歷史家蓋可斷言，民初那個爛攤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視看蔣、毛二公各搞數十年的下場，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斷言’也。這是個‘轉型’程式中的階段問題，階段未到，任何當政者都必然有個悲劇的結局，雖然歷史還是在繼續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向前邁進；絕不停頓，更不會回頭。胡適說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語云‘形勢比人強’，在那個‘形勢’之下，仟何了不起的‘人’，也無能為力也。袁世凱這個‘人’的悲劇，便是他捲入了這個他所改變不了的‘形勢’。孫中山的幸運，便是他始終沒有捲入這個形勢。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為國為民，而‘道不得行’，就會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嘆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運，正是’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