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如釋重負退了出去。
蔣介石瞅著毛人鳳矮胖的身影滑落門外，嘴角不由得綻開一絲譏誚笑意，道：“我倒要看看李代總統怎樣放人。中國有句老話講得好，這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1949年1月24日，重慶的冬天，陰雲密佈，雖至中午，然天象氣氛與黃昏別無二致。
李宗仁坐上“南京政府”頭把交椅，發出第一號命令是“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並聲稱將派飛機迎接張、楊共商國是。訊息傳到囚禁進步愛國人士最多的重慶，各報進步記者都倚借李代總統命令進行營救活動。
這天，一群記者走訪國民黨重慶市政府詢問執行情況，市長楊森避不露面，由秘書長李寰接待，稱：“市長政躬違和，尚在休養。釋放被囚人士尚未獲命令，無可奉告。”
記者們又擁到國民黨“空司”重慶區司令部訪問司令晏玉琮，晏答：“所詢派飛機接送楊虎城一事，本部未獲總部命令。”
記者們不辭辛勞，回頭又找楊森。楊畢竟是個軍人，說話乾脆些，在記者包圍之中，他說：“我還沒有接到命令，就是接到命令，我從何放人？”
記者們一起詰問：“張學良和楊虎城不是關在磁器口嗎？”楊森掃視一眼喧鬧的人群，沒好氣地答道：“你們比我清楚，我管不了這件事。”
記者們緊追不放：“誰管得了？”楊森惱羞成怒之下，脫口而出：“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他們管關人。”
記者們遂蜂擁至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可他們根本見不到人。原來，作全力營救活動的幾位記者，聽楊森市長道破了真情，遂商議如何拜訪“第二處”。各報記者一般與“政工處”打交道，對“第二處”向來敬而遠之。這一次要破例。然而要找到“第二處”，對這幾位記者來說還是新課題。
西南長官公署即抗日時期“軍委會”原址，範圍很大，房屋眾多，機關林立。從下半城金紫門進公署大門，過廣場，上大臺階經過幾幢大廳，又下石梯，從左側又上坡，拐彎進小門，旁邊不遠處有一條為人不易發現的小巷，穿過小巷即“別有天地”——一幢講究的三層西式洋樓，登樓就是大會議室，正房就是二處的處長辦公室。如果從老街公署後門走就近多了，但門警森嚴，非此中人不得入內。1948年《挺進報》的一位外圍發行員，因不知老街底細，只認為是連線大馬路的僻巷，在散發報紙時，被“後門”的門衛拉了進去。
這幾位進步記者分途尋訪第二處，東詢西訪，處處碰壁。有位記者本領不小，從大門摸索到了後門內的一個外會客室，接近那條不易為人發現的小巷，正遲疑不前，恰好遇見一位曾在新聞界工作過的熟面孔匆匆路過，便問：“二處走哪邊？”那熟面孔不經意地朝小巷一指。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記者們闖進了二樓，直叩處長辦公室大門。
“篤！篤篤！”裡面習慣地應聲：“進來！”進來的不是他的部下，而是一位陌生人。
記者送上名片，說明來意，徐遠舉壓住驚恐，故作鎮靜地說：“兄弟身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迄今沒有接到毛人鳳局長關於釋放張、楊二人的確切通知。請諸位理解，我是軍人，只知服從命令。”
溪口受命（6）
記者被打發走後，徐遠舉大發雷霆，要督察安國華追查怎麼會讓一個“共產黨記者”跑進處長辦公室。隨即發電至臺北保密局局本部，請示如何對付。
記者們哪裡知道，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在行政上屬公署領導，業務上卻屬南京國民黨國防部二廳指揮；其實不止兩線領導關係，它屬於軍統控制的公開機構，故還要受軍統秘密領導，後面的領導線還要重於前二線。
在鄭介民與毛人鳳角逐軍統頭目時，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左右逢源，兩邊討好，利用鄭、毛之間的矛盾，鞏固其在西南的地位；同時還靠攏政學系，接近張群（張兩度出任國民黨西南長官，政學系頭頭）、劉壽朋、張篤倫（楊森前任之重慶市長）。張篤倫與徐還有“裙帶關係”。
毛人鳳隨蔣引退，成為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辦公室要員，實際指揮保密局的活動。他指示保密局重慶站擴大為“西南特區”，除領導西南幾省保密站外，還指揮部分“湖北站”和“西北區”。實際“西南特區”也就成了除當時大陸上“待解放區”的軍統指揮機構。
按照軍統組織原則，秘密組織要有一個對外公開機關掩護，但公開機關要受被掩護的秘密組織領導。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