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一點反應也沒有呀？”�
“反應，什麼反應？”我吃驚地問。�
“你這小夥子，明人不說暗話。別說到時我沒有提醒你呀，你不見別人整天在忙麼？”他又拍拍我的手，“別把自己搞被動了，把事情搞糟了，你不比我，我老啦，無所謂，你還年輕，應該有所作為。”�
“別開我的玩笑了老牛。”我謙虛地說，“我只想把毛筆字練好，全靠你指點了。你常說的那句話很有道理，該你的躲也躲不掉，不該你的，搶也搶不來，就象你當年的那頂右派帽子。一切都是命定的，我信奉宿命、無為的觀點。人不要患得患失，要學會知足常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點我非常羨慕你的。哎，老牛，我發覺呀，恐怕寫毛筆字、畫畫和練氣功的高妙之處還在於和現實的某種妥協和規避吧，你看，官場失意的知識分子幾乎都練一手好毛筆字。”�
“你說的那是調研員——你罵我吶！”老牛孩子般笑起來。�
三
老實說，儘管我從本能到理性均對東方式的“官本位”和“權力崇拜”思想充滿厭惡甚至仇視，這種延續幾千年至今仍主宰著相當數量的中國人的封建思想早就成了人格奴性的淵藪、陰謀詭計的溫床以及民主和自由的天敵，但這個主任的職位對於我而言，並非沒有一點吸引力——這正如用一根骨頭引誘一條狗和用一根骨頭引誘一群狗效果迥然不同一樣，誰也不願意因搶不到骨頭而冒低能的嫌疑，何況我也不是傻子。儘管我的腦子裡裝了不下一萬個英語詞彙而我的骨子裡依然是個十足的中國胚子。中國人嘛，幾千年的鬥爭史、貧困史使我們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善於爭鬥的細胞，槽中無食豬拱豬嘛！連偉人都說過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幾十億人不鬥行嗎？聯合國是幹什麼的，不就是一個鬥爭的舞臺嘛。即使一個白痴也明白權力對於中國人而言意味著什麼，而且憑心而論，對於這個職位，我還有一種當仁不讓甚至唯我其誰的優越感呢！我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心懷鬼胎卑鄙無恥，――做人嘛！�
但我還是敏銳地預感到危機四伏。我的最大劣勢在於我涉世未深，少不更事，所有的外交知識和鬥爭經驗均為書本上的間接經驗；而且我那參加過解放戰爭的父親的北方漢子血液流進我的血管，使我控制不了口無遮攔的嘴。我過於直爽過於顯露鋒芒，這種連我自己也憎惡卻揮之不去的德性，在和更善於搞權益之計的機關人相處時常常顯出稚嫩和被動，禍從口出嘛！�
我除了從書上獲取知識以外別無他途，於是下班回家後，我從書櫃裡層翻出兩本曠古絕今之書，這兩本書以前囫圇吞棗，從未仔細看過。一本是馬基雅弗利的《霸書》（又譯作《君主論》），一本是李宗吾的《厚黑學》，中外合壁，各有千秋。每逢下班後，我便閉門不出，反覆研究，仔細領會。馬基雅弗利的理論核心是“目的說明手段正當”——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因為人本性上是自私的，忘恩負義的，易變的，奸詐的和貪得無厭的，故而在關鍵時刻，就不應考慮正義與不義，仁慈與殘忍，可嘉還是可恥，一切考慮都應放置一邊，唯一的目的就是成功與否。他還說，慷慨不如吝嗇好，大度不如小氣好，因為人在本質上是自私的勢利的；仁慈不如施威好，因為人在本質上是兇惡暴戾的，讓人記住你敬畏你的最好方式不是給他一粒糖果而是一記拳頭；殺人之父比奪人財產好，因為人們總是輕易忘掉他們父親的死卻極難忘記他們財產的損失；守信不如失信好，因為人本來就是言而無信的，別人不守信，你守信反而對自己不利……李宗吾在《黑厚學》中也宣稱，古今中外，凡大雄大奸，帝王將相，無不臉厚莫不心黑，以此欺名盜世！劉備憑臉厚哭出了江山，曹操憑心黑盜得了社稷，劉邦朱元璋更是既臉厚又心黑……一方面雖然我有茅塞頓開撥雲見日拍案叫絕之感，一方面卻對這兩位深諳權術之道的高手自身的命運感到迷惑不解。他們不但沒有運用自己的理論平步青雲飛黃騰達，反而悲慘之極：老馬雖一度附炎趨勢，地位顯赫，卻不料聰明過頭地參與反覆闢鬥爭而鋃鐺入獄，四度受刑罰，出獄後被逐出佛羅倫薩，隱居於自己荒蕪的莊園，鬱鬱寡歡，沒落而死。李宗吾也在貧困潦倒中淒涼地死去。�
看來讀書人至多成為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附庸階層，至多成為一個陰謀的鼓吹者卻永遠無法成為陰謀的實踐者。教育本身使人思想進化充滿智慧也使人膽小怕事意志懦弱。所謂秀才做事，三天不成是也。讀書人除了具有一切常人的劣根性之外還或多或少地有點心理潔癖、自戀狂和女性化，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