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理分析的方法來重新解讀明代典籍。您對朱翊鈞的心理分析非常精彩，尤其是“見門生苦心猜聖意”一節。我開始覺得您把張居正與高黨、皇親國戚、士林的鬥爭寫得從容大氣，但似乎缺少感情、心理方面的開掘，讀到這裡，它徹底改變了我的看法，您是另有考慮。
熊：對，我是在用西方心理分析的方法來解讀典籍，尋找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怎麼當年那麼信任的元輔張先生，到最後竟然如此仇恨他。對於張居正這個人物，我是想在行動中展現他的執政能力和智慧。如果用大段的心理描寫，我怕像巴爾扎克的心理描寫一樣，讓讀者煩，從而影響敘事的情節節奏。同時，我要吸取托爾斯泰的教訓，《戰爭與和平》中大段大段哲學上的議論，讀者看了覺得非常枯燥。因此，我要把思想和文化點點滴滴地滲透到正在發展的情節中，而不要孤立地告訴讀者我多麼有思想。其實，在大隆福寺，李太后召見張居正那一場戲我很滿意，幾個人的心態都活現出來了。
李：您在外國文化資源方面還有其他的借鑑嗎？
熊：還有就是對中國皇權的反思。西方的君主立憲，比如英國，皇帝是董事長，首相是總經理，我在研究張居正時代的政治權力關係時，受到了君主立憲的某些啟發。我寫到那時的所有大事都向皇帝彙報，而實際操作卻由內閣完成，這是一種很好的君主立憲制。李太后、張居正、馮保形成互相制約的“鐵三角”，只有在張居正時代，相權才有可能制約皇權，我認為這是一種好的治理結構。沒有任何一個人說話算數，大家的意志必須是統一的。張居正的思想必須變成皇帝的聖旨才行，皇帝自己不能下聖旨的，他的意圖必須傳到內閣，由內閣擬票，皇帝如果不同意，可再發回重審。這樣就構成了相權、監權、皇權的鼎立局面，皇帝只是象徵。張居正柄政實際上就是君主立憲的搞法，這就是我對張居正時代政治權力結構的重新解讀，這當然不是簡單的比賦，而是對歷史存在的一種展現。但一旦張居正去世，明朝又回到了皇權獨攬的局面。這就是萬曆新政最終不能推行下去的主要原因。
李：可不可以說《張居正》是您對萬曆新政及其前後的文化地圖的一種想象性重構？
熊：可以。這樣說，我是把小說當做歷史論文來寫，用學者的方式來寫小說，這樣出力不討好，因為它不容易讓人明白你想說什麼，這需要闡釋。
李：您在1975年讀到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時，就有了創作歷史小說的想法，您創作《張居正》時在哪些方面受到《李自成》的影響？
熊：我接受了姚雪垠先生的治學方式、創作態度對我的影響。但當我開始寫《張居正》時，我就純粹不讀《李自成》，我不願意我的小說生活在他的小說的陰影之中。在選取人物的方式上，他是他那個時代的選擇，以階級鬥爭為綱，因此他選取農民起義的領袖李自成。而我處於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我選擇了一個治理國家的首輔。所以，我們在人物的選擇上，各自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李：這一點給我的印象很深。《李自成》寫李自成在商洛山中積蓄力量以圖東山再起，以及對反圍剿的描寫，其思想背景是中國現代革命史。而《張居正》所關注的財政問題、體制問題顯然是當下社會現實的投影，因此人物的選擇可能受到現實環境的影響。
熊：也不叫影響。你對歷史的憂患，必須要在今天的讀者中引起共鳴。讀者不可能離開自己生活的環境去思考社會、歷史，你在作品中投入的關注要引起他的興趣，你寫的很多事件就必須是當下社會所關注和關心的。我認為任何一個作家都會這樣做的。
李：最後，請談談您今後的寫作計劃。
熊：目前，由我親自動手改編的四十五集電視劇《張居正》已進入投拍階段，預計明年下半年可以與觀眾見面。我現在手頭上還有兩本歷史隨筆要編撰，從明年下半年起，我就會重新封閉起來，寫作我的第二部長篇歷史小說《春秋》，這部小說同《張居正》一樣，仍然是文化歷史小說。
韓東（1）
韓東簡介
1961年出生於南京。8歲隨父母下放至蘇北農村。
1978年考入山東大學哲學系。
1982年大學畢業後在西安某大學任教，講授馬列哲學。這期間寫作了《有關大雁塔》等詩。
1984年調回南京，仍在大學任教。
1985年和于堅、丁當等創辦民間刊物《他們》。
1993年辭職成為自由寫作者，受聘於廣東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