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當過一百天犯人，但是我並不認識那些暴動知青。因為監獄暴動在我入獄前一年就發生了。
我聽見自己的心臟像只鼓足氣的青蛙，“撲通”一聲就從岩石上跌下來。我結結巴巴地說：可是你給我一個印象，好像你認識那些暴動知青啊！
劉義說：是的，我可以幫你找找看。
我感到自己滿腔期待正在像稻田裡的風一樣迅速消失。一個驚歎號倒下去，代之以一串沒有盡頭的問號。劉義在一旁笑眯眯地看著我，他幸災樂禍地說：你要是後、後悔，現在回去還來、來得及。
我恨恨地瞪著這個傢伙，有種被他捉弄的感覺。轉念一想，他本身不就是一個游擊隊逃兵，一個叛逆嗎？我從包裡取出採訪本，然後笑笑說：對不起，我從不後悔，採訪就從你這個逃兵開始。
3、侯景賢
二十世紀中葉，中國西南邊陲曾經發生三次逃亡潮，第一次為1949年，數以百萬計的舊政權軍隊和戰爭難民湧出國境避難，他們成為如今東南亞華僑的主要來源之一。第二次難民潮發生在六十年代，由於空前的自然災害，當然還有人為原因，大批邊民湧向境外謀生，他們被形象地稱為“饑荒移民”。最後一次是“文革”期間，越境者都是上山下鄉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他們與其說對現實不滿不如說對自己不滿，他們逃亡的崇高理由是“解放全人類”。
我的朋友劉義便是這批年輕逃亡者中的一個。
那時候劉義在知青名冊上還不叫劉義，叫侯景賢，昆明知青侯景賢與許多年後的泰華詩人劉義是同一個人。劉義向我出示一張插隊知青的合影照片，年代久遠的老照片像一片秋天的黃葉，表明我們人生的航船已經駛過一段很遙遠的距離。我看見那個名字叫侯景賢的下鄉知青穿越歲月的塵埃向我靦腆微笑，他身穿一件咔嘰蘭布中山裝，挽起袖口和褲腿，背一頂草帽，脖子上圍一條白毛巾，這是那個“文革”年代大多數下鄉知青的標準像。
我問他：你為什麼不安心當知青？吃不飽飯？勞動艱苦？或者對現實不滿？
他說：你錯了，恰恰相反，我對當知青很安心。
我說：那麼你到底為什麼越境？
他說：因為人保組（公安機關）下達通緝令，要把我逮捕歸案。
那天我們談話的地點在曼谷鬧市區一間窄小的閣樓上，老式電風扇開足馬力，熱浪撲面而來。我的泰國朋友劉義，準確說是前下鄉知青侯景賢盤腿坐在席子上，他身下鋪著一領竹涼蓆，竹蓆經過常年累月汗水浸淫，已經勾勒出一個清晰的人形來。他的坐姿像個百年老僧，半閉眼睛，好像達摩面壁。我感覺他的眼神很古怪，幽幽地泛著白光，像一條油鍋裡的魚。
我專注地盯著他，好像研究一臺染上病毒的電腦。關於老知青侯景賢，我此前隱約知道他有一個不幸福的童年，和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長史。對於二十一世紀生活在網路和電子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文革”的黑暗年代已經遠去，變成地平線上的一片烏雲。我經常被年輕讀者問及：你那本《中國知青夢》是真的嗎？真有那樣可怕的事情發生嗎？既然當知青不美好，你們為什麼還要下鄉呢？你們為什麼不讀大學？提問者沒經歷過“文革”沒當過知青，他們都是改革開放的一代，而我像他們那樣年紀還在廣闊天地插隊。我內心常常泛起一種悲哀，哀嘆一代人的歷史如此迅速就被淡忘，成為陳年舊事和發黃的紙片兒。但是反過來想，如果今天的青年還在上山下鄉，還在被人生的烏雲籠罩，他們的父母還在為兒女搞到一個頂替指標或者一張回城證明而奔波，絞盡腦汁不惜出賣人格尊嚴，這不是我們社會乃至人類的悲哀麼？社會進步如此之快，我有什麼理由為此唉聲嘆氣而不是感到慶幸呢？
侯景賢，男，1949年12月生。文化程度小學（或者沒有畢業），自學初中。迫使少年侯景賢中途輟學的原因有二：一是剛過30歲的母親因病去世，父親尚在監獄服刑；二是中學對他關上大門，理由是“出身反動軍官家庭”。 。 想看書來
4、童年
侯景賢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那年只有13歲。擺在他面前的緊迫任務是挑起母親撂下的生活重擔，養活自己和兩個年幼的妹妹。劉義說，他從小理想是上大學，當個大學教授或者像普希金那樣的偉大詩人。他11歲發表詩歌，題目叫《登山》，獲校園徵文獎。獎品是一本筆記本，一支鋼筆。
侯景賢在家鄉以打架好鬥聞名遐爾。我去到他老家採訪，當地人顯然對這個叫做侯景賢的野孩子記憶猶新。他們說：大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