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就定格在西大街上的日升昌了。
按照哲學家的說法，偶然性體現了必然性，必然性透過偶然性表現出來。日升昌成為第一家票號是一種偶然，但由晉商創造票號業則是一種必然。日升昌的偶然性正體現了晉商由商業進入金融業的必然性。
票號最早出現在晉商，首先是晉商發展的內在需要。我們知道，晉商成為一個商幫最早起家於明初“開中制”後進入鹽業貿易。但在明代中期“開中制”改為“折色制”後，晉商除一部分大鹽商遷居揚州之外，留在山西的已逐漸喪失了從事鹽業的區位優勢。這時，他們又利用明政府開放北部邊疆貿易的機會參與多元化的貿易。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清代中期。這時，在晉商貿易中最重要的是與俄羅斯、蒙古的茶葉貿易。從乾隆二十年（1755 年）到嘉慶五年（1800 年）的四十五年間，中俄貿易增長 18 倍多，年增長 40％ 左右，的確為晉商帶來了大量財富。但在此之後，這種貿易不再繼續增加，甚至出現了不斷下降的趨勢。這時，晉商需要尋求新的增長點。從這時起，晉商中大量的商業資本進入典當、印局、錢莊、賬局這些金融行業。由此發展下來，出現票號業就是必然的。可以說，進入以票號為代表的金融業是晉商轉型的結果，這種轉型更多的是傳統的貿易優勢失去逼出來的。
當然，要實現這種轉型、進入票號業，還需要條件。這種條件就是資金、 人才、網路和信譽。同時具備這些條件的，就只有晉商了。晉商位居十大商幫之首，在長期的經商過程中積累了大量財富。早在明代就已經“富甲天下”，清代之後又有了相當大的發展。可以說，就財富而言，沒有一個商幫可以和晉商抗衡。長期的經商曆程使晉商中出現了相當一批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尤其是從明代之後，晉商就進入金融業，眾多的典當業、錢莊、賬局培養了晉商中的金融專業人才。正是這批人以後撐起了票號業的天，成為這個行業的頂樑柱。晉商的商業活動遍及全國，甚至涉足海外，在各地設立了分號。分號與分號之間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商業網路，這成為實現異地匯兌不可缺少的條件。在政府沒有票號法的情況下，辦票號完全是自發的，沒有任何審批程式，其經營行為也不受監督。票號接受客戶的真金白銀，然後為其開一張並沒有法律保證的匯票。這張紙能不能再換為真金白銀完全取決於票號的信譽。信譽是票號的生命線。晉商奉行“以義制利”，幾百年來堅守誠信，這就獲得了客戶的信任，有條件從事票號業。
其實，在當時與晉商一樣具備進入票號業條件的還有徽商。但為什麼徽商沒有最早進入票號業呢？這就與徽商的獲利方法有關。我們知道，明中期實行“折色制”以後，以徽商為主的揚州鹽商借助於官商結合，實現了對鹽業的壟斷。只有進入“綱本”方可經營鹽業的“綱鹽制”使徽商可以憑藉這種壟斷地位而獲得暴利，不用把資金投向其他行業，也失去了繼續創新的能力，沉緬於聲色犬馬之中。當道光初年，“綱鹽制”取消、鹽業放開以後，徽商就一厥不振。徽商是在高峰時突然垮掉的，歷史沒有給他們留下轉型的時間。壟斷可以成人，也可以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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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遙，別忘了日升昌（3）
我們把票號作為“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是因為它已經具備了現代銀行的三大功能：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和匯兌。以前的各種金融中介如典當、印局、錢莊、賬局，也曾有過類似業務，但只是在極為有限的範圍內，或者沒有堅持下來。只有票號做到了兼營這三種業務。僅僅有其中的一種業務，也還沒有資格稱為“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例如，中國在唐代就出現過“飛錢”，宋代也有類似飛錢的憑券，明代出現了民間匯票。但是，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 年）的“飛錢”僅僅是在銅幣缺乏時的一種臨時替代，宋代類似飛錢的憑券僅僅是為了方便商人向京師上繳稅收，明代的匯兌範圍相當有限。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只有票號真正實現了規範化的“匯通天下”。
遊山西的人對票號都有濃厚的興趣。 現在，我們就進入日升昌大院，一步一步深入地瞭解這位“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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