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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以崔明亮和尹瑞娟的感情故事為線索，表現了時代帶給人的褪變和無奈，平淡無奇的愛情在歲月裡沉浮，開花結果。透過粗糙膠片的效果表現了《站臺》的沉重感，低照度的夜景鏡頭體現了故事的沉重和娓娓道來的舊時光，他們以一腔熱情投身社會，以“藝術工作者”的心態自居，悲劇對於他們是一場誤會，他們的人生是後來者有了一面對照的鏡子。賈樟柯在電影中對於青春的感受和領悟，讓人稱奇。
據賈樟柯介紹，《站臺》是他個人最喜歡的，屬於半自傳的一個電影。這個東西在他念大學的時候就一直醞釀著了。這個東西不拍出來，他簡直就做不了別的事。80年代是他怎麼也忘不了的一個時代，80年代在他那裡引起的感情是那麼複雜，“就像壓在心裡的一個大石頭”。一直到《站臺》拍出來，他才感到，這塊石頭落了地，他輕鬆了。所以，他把《站臺》之後的那部電影取名叫《任逍遙》。
他曾說過：“《站臺》裡面有很多情節都是我自己的。我1970年出生在山西汾陽。父親是中學老師，教語文的；母親是售貨員，姐姐比我大六歲，這個四口之家的家庭組合非常普通。母親家在農村。從我小時候差不多到現在，我們家每天都有鄉下的親戚來來往往，像個交通站一樣。其實我們縣城往外走一里地就是田野，從南邊走到北邊差不多十分鐘就穿過去了。我直到26歲才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學會腳踏車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騎車到30裡地之外的一個縣城去看火車。這些事情如今在電影中是發生在比我大10歲的那些主人公身上。當時對我這樣一個沒有走出過縣城一步的孩子來說，鐵路就意味著遠方、未來和希望。
第四章 人生驛站（4）
“在《站臺》中瀰漫的那種對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緒就是我自己體驗過的東西。我記得我在十七八歲唸書的時候，晚上老不睡覺，總期待第二天的到來，總覺得天亮了就會有新的改變，就會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這種情緒一直伴隨著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經驗的人都會有這樣一種感受。
“這種期待經過了10年最後落在什麼地方呢？落在妥協和失望上。這是非常悲觀宿命的一個電影，並不是生活就這樣宿命悲觀，主要是我自己。在我看來，對生活、環境和習慣的妥協，其實是一種非常偉大的承擔。”①
■3。《站臺》拍攝秘辛
《站臺》的拍攝起步維艱，賈樟柯介紹說：
在拍《站臺》之前，為了得到準拍證，我常去電影局。有一天終於為《小武》的事交了一萬元罰款，並文筆流暢地寫了一封檢查，承認自己的確嚴重地干擾了我國正常的對外文化交流。從電影局出來，我突然想起了北島的一句詩“我不相信”……車過長安街的時候覺得自己的心沉到了底，這個時候我連自己都不相信了。①
當年《站臺》的副導演顧崢記得很清楚，在大學時，賈樟柯就和他提到過自己最想拍攝的電影是《站臺》。賈樟柯向他遊說《站臺》一定會是一部很好的歌舞片，而且在1997年（拍攝《小武》之前）他已經完成了劇本的初稿。不過直到兩年後，真正開始籌備這部電影時，顧崢才知道這絕對不是一部歌舞片。
顧崢曾以《四季中的——回憶影片的拍攝》為題，深情地回憶了當年《站臺》拍攝的密辛。那是在2000年四月，樹木已經抽出新葉，春天到了，賈樟柯和顧崢等又回到了山西。演員先期到了汾陽，為了便於他們之間更加熟悉，整天安排他們排練要在電影中演出的節目，給他們放映侯孝賢的電影，讓他們從中獲得非職業演員的自信。
當大隊攝製組從北京趕來時，賈樟柯完成了他的劇本。劇本有78頁，180場，六萬多字，是一部普通電影三倍的容量，使人從中感覺到了史詩般電影的重量。香港監製見到他的完成劇本幾乎暈倒，因為這樣一定超支的，但是賈樟柯堅持不修改劇本，他要完成他的史詩，從1979年到1990年代，他有很多話要說。以後的日子，就是每過幾天，他都要打電話給北京的妻子，讓她借錢買膠片帶到山西。
“春季拍攝中有幾場走穴大棚的場面，正好有一個河南的大棚到汾陽演出，他們演出的保留節目正是《站臺》。這個節目在電影裡是要由王宏偉來表演的，平時排練時，他總是很羞澀地不願在眾人面前唱歌，說他真到演的時候一定沒有問題。賈樟柯心想，是不是給王宏偉一點酒。燙著爆炸式頭髮的王宏偉在舞臺上又唱又跳，令我們吃了一驚。王宏偉從舞臺上下來告訴我，這首歌他在中學時候就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