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如、餘際唐、盧師諦、呂超、張衝以及王維綱（伯簾）等比劉伯承都要年長些，由於劉伯承的知識面廣，在討袁作戰中表現突出，所以這位20剛出頭的青年人在群體中頗受關注。
上海是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基地，事實上也是反袁的中心，劉伯承在這裡能聽到孫中山的言論，能接觸到三民主義的救國主張。
原五師師長、討袁總司令熊克武，也從日本歸來，無疑更加強了川籍軍人反袁的力量。
孫中山很重視這一股進步反袁的力量，孫先生同吳玉章、熊克武有深交，原五師的骨幹人物以同盟會會員為主體。
如今隨著形勢發展，他們都支援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劉伯承在但懋辛的引薦下加入了中華革命黨，為革命組織注入了新的血液。
青年劉伯承在這個秘密革命組織中，積極參加反袁的活動，嚴格遵守紀律，這是劉伯承早期革命征途上的重要標誌，他已經由一個赤誠的愛國軍人，發展成為清醒的民主主義革命者。
上海是當時###的敏感點，反袁與擁袁、共和與帝制的衝突，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
袁世凱的皇帝夢已經公開化，緊鑼密鼓的勸進聲震耳欲聾，封建王朝的餘孽紛紛登臺獻醜。
聚集在上海的川籍革命黨人，對於這種反動倒退的叫囂十分痛恨。
劉伯承關心時局，他拿著一份袁世凱出資的偽裝民辦報紙《亞西亞日報》，請同事們注意。
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古德諾的一篇妙論《共和與民主論》，古德諾是袁世凱憲法顧問，也加入了吹捧袁世凱登基做皇帝的合唱，大家怎麼都想不到標榜合眾國的高階人物居然鼓吹帝制，他寫道：“中國數千年以來，狃於郡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
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然而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
蓋中國如欲儲存獨立，不得不用立憲政治，而從其國之歷史習慣社會經濟之狀況，與夫列強之關係視之，則中國之立憲，以君主制行之為易，以共和制行則較難也。”
傳閱了古德諾的文章，眾人的讀後感是“謬論，謬論，最大的謬論。”
在一片嘲責聲中，劉伯承冷靜地說道：“古德諾先生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做人之道都不懂，太可氣了！”引起一陣笑聲。
作為熊克武參謀長的但懋辛，儘管已暫時無職務，但同熊的來往密切，彼此相知甚深。
而熊同孫中山相互切磋要事較勤，因此老但的說話往往被認為“是有來頭的”，大家愛聽。
他分析了目前的時局：我們四川吳玉章先生最早發現袁世凱靠不住，野心勃勃，他建議孫中山：袁世凱暗殺宋教仁是不祥之兆，又風傳袁世凱要撤銷國民黨粵、贛、皖、湘四省都督，應該先發制人，主張四督聯合通電，指責袁世凱違法，要宣告在合法政府成立以前，不接受違法政府的命令。
孫中山很贊同吳玉章的意見，但是主管軍事的黃興不贊成，他擔心這樣一來，就暴露了反袁的軍事準備。
其實嘛，這對國民黨反袁，正像袁世凱反國民黨一樣，彼此心裡都明白，還有啥子秘密？結果袁世凱搶先免除國民黨四都督的職務，使我們的反袁大業在政治上陷於被動的地位。
日本以支援袁世凱稱帝為條件，換取在中國山東、東北和內蒙古的特權訊息傳來，引起暫居上海的四川軍人嚴重關注。
“袁世凱的光頭銀元就要上市了。
報上發表了袁大頭的模樣。
我們要早日回川，開展討袁戰爭。
絕不能讓袁世凱實現他的皇帝夢。”
劉伯承十分自信自己的判斷和預測。
手持青鋒衛共和（2）
但懋辛講了他樂觀的理由：過去對袁世凱的幻想破滅了。
孫中山不單對討袁軍事關心，而且他同各地討袁力量加緊聯絡，同時他同海外僑胞不斷地聯絡，愛國僑胞紛紛支援反袁鬥爭。
現在有了比較統一的反袁部署。
袁世凱的手段太毒，張培爵早已棄政從商，最近他在天津，被袁世凱派人暗殺了。
但懋辛感到人們願聽有關時局的事件，他索性再講一個關於宋教仁前兩年在上海北站被袁世凱的人槍殺事件。
他轉述了吳玉章的分析：醉心於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