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軍事變時，機會更多。
在第三次反‘圍剿’時，敵人佔領了全部蘇區，雖無堡壘，工事還是有的。
紅軍在蘇區內活動有困難，是跳到敵包圍後面打掉敵人兩個師，把敵人都引到東面，紅軍再轉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勞，準備再戰。
可見，三次‘左’傾是對堡壘與堡壘主義的恐慌和投降。
由於對敵人堡壘主義估計過高，對自己運動戰估計不足，產生戰術致勝論。
博古、李德認為堡壘主義已不可能像一至四次反‘圍剿’時採用運動戰那樣，可以一次殲敵幾個師團。
因此認為只能依靠戰術的勝利，只能靠不斷地突擊來不斷地消滅敵人一個連一個營，積少成多，變成戰役的勝利，以逐步引起戰略上有利於我的變化。
這是‘短促突擊’的由來。
在戰爭指揮上，不依靠正確的戰略指導戰役，並正確運用戰術，而是靠戰術致勝。
“編外參謀”貢獻多劉帥美名垂青史（5）
這是軍事領導、軍事理論上的絕大錯誤。
2�三次‘左’傾第二個錯誤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圍剿’中，敵戰略佈置分兵四路：東路蔣鼎文攻閩西（這是蔣介石擊敗十九路軍事變後建立的一路）；南路陳濟棠攻贛南；西路何鍵攻湘贛區；北路顧祝同是主要突擊方向，以陳誠、羅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嶽、周渾元等三個縱隊從東北、西北三個方向向蘇區中心進攻。
……三次‘左’傾開始提出的‘全線出擊’，在敵人節節進逼下變成了‘全線抵禦’——單純防禦，戰術是短促突擊。
毛主席認為，為了爭取迅速反‘圍剿’勝利，不應在敵人的突擊方向進行主力抗擊，而應誘敵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鉗制敵人，而把紅軍主力隱藏集結，待機突擊。
敵人要找紅軍主力決戰，必使敵疲勞，紅軍的退卻必使敵驕傲而輕敵懈怠，這就給我以突擊的機會。
三次‘左’傾的全線突擊，分兵把口進行許多拼命的戰鬥（丁毛山、三溪、平寮、廣昌、高虎腦、萬年亭等戰役）得不償失。
在反第五次‘圍剿’中，指揮員們對這種打法提出意見，建議打運動戰，集中主力打擊敵一路，一下子可打敵幾個師，均遭拒絕。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許多指揮員曾對軍委領導提出批評意見。
認為過於集中，根據地圖指揮，而地圖又不準確；指定部隊任務，過於具體，而敵情變化很快，指揮不能機斷專行，失掉許多戰機；認為軍委下決心過遲，等下了決心時，敵情已變化；認為軍委戰術不靈活，機械地實行短促突擊，敵人就縮回去，我追上去，敵人即依託工事用密集火力給我重傷，因此建議紅軍主力打運動戰。
這些意見軍委都未採納。
3�在軍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打擊蔣介石，粉碎‘圍剿’。
1933年11月，在福建組成人民政府後，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主席為談判代表，簽訂了停戰協定，推動它去反蔣，但在軍事上沒有利用這個機會。
閩變後，蔣介石十多個師沿閩西蘇區邊界光澤、邵武、順昌之線南下進攻十九路軍，對我暫取守勢。
有同志曾建議集中紅軍幾個軍團的主力向贛東北突擊，消滅正在運動中的大量敵人，既配合十九路軍，又粉碎‘圍剿’。
三次‘左’傾認為這樣做是冒險，拒絕了這個意見。
三、五軍團在東線活動，並調一個軍團去西線打永豐等地敵人的堡壘。
蔣介石在解決‘閩變’之後，即在福建組成‘剿共’東路軍，以蔣鼎文為司令，對蘇區造成包圍之勢。
4�在戰略轉移與突圍行動上三次‘左’傾的錯誤。
1934年4月廣昌戰役（4月11日—4月28日）一、三、九軍團曾與陳誠縱隊硬拼了18天后，紅軍主力損失頗大，敵各路已迫近蘇區中心，此時從事內線作戰已無勝利可能，應該退卻，保守紅軍實力，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去作戰，創造新蘇區，以保衛老區。
在三次‘左’傾的5—7月戰略計劃上，根本未考慮這個問題。
此後敵情更加嚴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蘇區的準備，但在8—10月的戰略計劃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衛蘇區來求得戰役上的大勝利’，‘發展游擊戰爭，加強輔助方向活動求得戰略上情況的變更’。
一方面準備突圍，一方面還讓紅軍去拚命，還不注意儲存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