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也還偶爾舉行一次批判會，把已成死老虎的領（主）代（理人）分子批鬥一番。這個村莊安居樂業。這期間在鄰區，倒是發生了一件驚心動魄的大事兒：有人從事地下宗教活動被檢舉，那些宗教用品被作為活教材舉辦了展覽，用來進行階級鬥爭教育。我們接到了通知，乘坐馬車沿青藏路的這一段去往鄰區的區公所，聽取情況介紹，並參觀作為罪證而現在被稱作文物的那些佛像和法器。
那時我對於西藏農村的總體印象是，除了語言和主食的不同，和內地的鄉村沒什麼兩樣啊。雖然日常生活中有少許差別，例如，人們從不用肩，沒有過“挑”的概念和動作，無論背水，揹筐，背石頭，用的都是背，繩帶繞過胸部和肩腳下方。那時我不知其所以然，也不會有人冒險告知我，是由於肩上有命燈、體神和戰神的緣故——鄉村本土的傳統文化面貌遲至第十八年才由《靈魂像風》傳達出來。
起初幾年的日子就這樣走過來了：節奏緩慢，內容簡單，那時的天空晴朗但沒什麼光彩。越到後來，路況和境遇都顯得複雜而崎嶇，上空風雲變幻，飛沙走石，足跡和心跡都轟轟烈烈地進行著。最後，這個最後也許就是當下，結束的時候可能會是戛然而止。
這一過程，是內在體驗的深化和生命質量的提高。
個體生命的進行今天看來仍不足道。它的價值也許只體現在完成了這幾本書。
大凡一個人樂意離開他自己的本土文化，去往異族異邦之地，想要獲得的一定是差異、未知，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經驗。後來的幾年間，我之所以熱衷於牧區、藏北，正是基於對那種遊牧生活以往全然無知。這熱情持續了若干年，直到走遍了那四十萬平方公里上的每一縣份，包括只能在嚴寒季節穿越的無人區。多年的藏北之行使我獲知了牧民生活的完整印象，他們古老的精神世界的全部：神山崇拜和格薩爾王的傳說。再有就是，每想起西藏，首先映入腦際的就是藏北風光：天有多藍，雲有多白；天有多低，雲有多近……
《藏北遊歷》就記述了這些。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之交的三個月裡，我第一次去藏東昌都地區，第一次沿川藏線穿越西藏的大森林。遮天蔽日的黑綠色林莽中，淡綠的松蘿猶如流蘇飄逸如簾。夜晚松濤如吼。橫斷山脈的高山深谷間，民居的木房子顯示著另外一種生活傳統。次年春季，歷時七天我乘坐解放牌貨車走完了自成都至拉薩二千四百多公里的川藏線。那時，色霽拉山的杜鵑鋪天蓋地如火如荼；又一年秋季在錯高湖畔，我體驗了今生所能領略感受的終極之美。夏季裡氾濫的湖水復歸澄澈，在紅綠黃相交織的山野的懷抱裡沉醉著。湖心島童話般地鋪設於碧波之中，秋葉婆娑隱現著小小的寺宇、經幢。島上千年古松挺立，經霜愈益青蔥。隔湖望去只有島心一株巨鬆通體燦爛，猶如黃金鑄成。那時我正醉心於弗雷澤的《金枝》，金枝正是遠古森林之王的權力象徵。從此這湖、這島、這金松便就成為腦際中最高貴渺遠的意境了。
——雖然過後我從林芝農牧學院高原生態研究所的專家那裡得知，這只是一株因病而枯死的古松，在它漸漸萎黃時就曾救助過它，未果。遺憾之餘，我說，它雖死猶生，雖死猶榮。願它的靈魂守護著它，五冬六夏，一道金黃的風景。
這個高原生態研究所所長是徐鳳翔，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大姐，黃宗英所寫《小木屋》的女主人，生態保護的傳教士，同時主張科學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一位積極的生態保護主義者。她利用一切可能之機，甚至在她路過的地方也召集會議進行傳教。如今她的弟子和信徒眾多。我曾幾次訪她未遇。那一次她的年輕的弟子問我，注意到錯高湖南岸山坡上的闊葉林帶沒有。當然。那片叢林的色彩隨時令變化而變化，春夏青翠，深秋紅黃，冬季落葉，作為觀賞，是再美不過的了。但是，那是一片次生林。是原始森林被砍伐後重新栽植的。原生林是雲杉，它們一去不復返了。氣候和溼度都不再相宜了。
林芝給了我無與倫比的美意境，我沒能把它寫成一本書，是深入和道行都不夠的原因吧。
也還是在這個農牧學院，一九七九年第一次昌都之行的歸途中，我們住在這個學院的招待所。從高音喇叭裡，我聽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的訊息。那時我心裡一動，這訊息對於一個國家對於我個人的重大意義後來才漸漸顯現出來。那是我向著太陽歌唱的詩歌時代的發端，在西藏，茅塞初開的年代，我首先發現了我自己。所以我首先成為了詩人。
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對於自我的發現是個了不起的發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