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死了的時候，還被強迫去勞動。那時，我是連牛馬都不如了。1974年，隊裡讓我上山勞動，一去就是半個多月，不許回來。家裡半袋子玉米還沒曬乾，那是父親給我送來的，是我好幾個月的口糧呢！那時候吃飯是個大事。上屋頂曬玉米的時候，我不小心摔了下來，當時就昏了過去。醒來後，手腳都麻木了，不能動，也沒有知覺，還是過路的人把我抬到屋裡。因為傷勢太重，我被送到烏魯木齊，治了一個多月。回來的時候，吊著胳膊，拄著柺杖。就這樣，隊裡還命令我幹活。我用吊著的胳膊扯糞袋子，另一隻手拿鏟子，這樣子去撿糞，每天最少要撿一袋子。一撿就是四年。沒有辦法，也就這樣熬過來了。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報紙上登了鄧小平的講話，一切冤案，一切錯案，都要重新調查，都要平反。我看著報紙，一邊看一邊流淚，我終於熬到頭了！第二年，我52歲的時候，12月份，我找到縣公安局局長。我說，自己這頂“反革命”帽子，都戴了23年了。我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拿掉帽子。結果，費了很多周折，總算拿到了檔案。帽子去掉了！那天，我的淚水……滿臉都是淚水啊！我這大半輩子，老老實實地生活，沒做什麼壞事，可就是這頂帽子，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這個苦，跟誰去說？沒法去說。光是“文化大革命”，我在烏恰，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批鬥、遭嚴管，1966年到1979年，受罪13年。那是39歲到52歲啊，身體也好，精神也好，可以做許多事，成了“反革命”，就什麼也做不成了。
1980年起，縣裡恢復了我的幹部職務，安排我到文管所工作，在林基路紀念館的文物保護所擔任翻譯。4年之後的1984年，經過選舉，我擔任了庫車縣政協副主席、政協阿克蘇地區工委委員。1997年，又擔任了自治區的政協委員。
其實，現在我看來，當不當什麼都無所謂了。過去幾十年我一直在要求入黨，曾經找過組織上。我說，自己的條件不夠，可以創造條件嘛。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我怎麼就不能參加。有一次我找到領導，說：“你們不讓我入黨，是不是不相信我？”領導說：“政協工作當中，若論廉潔你是出名的。論工作的勤奮、工作成績，你也都很出色，你不能入黨，誰能入黨？我們當然相信你！但是，以你的身份，留在黨外做工作比入黨到黨內做工作更為有利！”從那以後，我再也不向領導提入黨的事了。入不入黨，我都照樣做工作，一點也不會受影響。
我到了政協以後，一直是很忙的。找我的人很多。人家說我好說話、態度好、又懂漢語，民族方面的事嘛，大小有個矛盾什麼的，找我解決一下，很方便嘛。我很願意在民族團結方面做一點事，群眾來訪，我都親自接待，跟他們交談、講道理，讓他們口服心服地出這個大門。信訪嘛，我要親自看，一封信都不馬虎，都要提出解決的意見，有的要親自回信。這個工作我要一直做下去，就是不讓我在政協工作了，我也還是要做下去。我這一輩子，吃了不少苦；但是，各族人民是一家，祖國統一，邊疆安定，我們維吾爾族就興旺發達，這個信念我是始終堅持、不會改變的。這個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壞人的差別，穆斯林和異教徒，都是人，都要講團結。
市場經濟搞起來之後，的確有一些人，想自己的小利益多了。社會嘛，大局是好的，主流是好的，問題也存在。有的幹部退下來之前，把自己的娃娃安排到好的工作單位，拼命往好的工作崗位上塞。有的人使用幹部，到了自己的部屬那裡，政策也不靈了，也不講原則了，搞人情交易。還有的人，見了公家的便宜，就要想方設法去佔一點兒。這些東西，哪個朝代都有，哪個民族都有，跟民族有什麼關係？各個民族搞腐敗的人，都有嘛。我們的中央，現在抓得很緊啊。電視裡面，總是提“小康”，“小康”是個什麼？大家都過好日子嘛。現在新的東西一天比一天多，我感到自己一天不學習，就跟不上形勢了，所以每天都要看電視、看報紙，不然就被時代丟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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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1）
談談我的個人生活吧。這個情況也要從我的學習開始講。我的母校是省立一中，現在是烏魯木齊一中，畢業時我18歲了。當時在我們新疆，新疆大學、新疆師範學院和省立一中，都是很有名的學校。那裡面不分民族，有漢族、回族、維族等各個民族的學生。每個禮拜有六天學習時間，上三次漢語課。到畢了業，我的漢語還是不太過硬。我現在的漢語水平，多半是後來在工作中學習的。當時，我父親為了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