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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瀾接著剛才的話題開始了下一個對話，並繼續陳述著自己的思維。從下面的對話，我們可以看出來楊瀾在這場對話之外所做的作業、所下的功夫。
在金庸的話題告一段落之後，攝像機前的楊瀾對採訪人說：“其實我們都學習過《詩經》上的作品，像什麼“窈窕淑女，君子好俅”啊，還有什麼“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啊等等，現在看來這些文字都很古典，其實在當時是很民間的一些山歌和對唱，是當時的民俗裡再通俗不過的東西了。”
“是啊。”金庸接著楊瀾的話說：“其實很多文化最早出現的時候都是因為民間的需要，因為文化是民間情感的產物，這些民俗的東西其實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國有很多文學作品都是經過民間通俗的提高，受到士大夫喜歡，然後成為一種文化。只是，隨著文人的介入，把這種文化上升到了一個高度，越來越搞得民間不懂了，於是民間就出現了另外一種新的文學形式，來替代原來的文學形式。這其實就是一種文化上的進化。”
楊瀾之所以能有這樣純熟的談話節目的經驗，是與楊瀾的耐心和細心分不開的。楊瀾說：“每次做電視節目前，我都要準備，不厭其煩地充分準備。我覺得進行採訪，最緊要的事情就是透過自己能做的所有準備，迅速跨過年齡、地位、資歷的距離，最大限度地獲得被採訪者的認同感。”
楊瀾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楊瀾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很有靈感和創見的人，所以楊瀾在製作節目的前期準備中很多時候也會出現沮喪的心情。比如採訪的時候，楊瀾從來都是按部就班地進行著自己早先做出的計劃。有時候也會在開始採訪之前，心裡忽然冒出一個很有靈感的創意，那楊瀾就會特別高興。採訪完成以後，楊瀾會想到，剛才哪裡做得不夠好，或者是什麼地方沒有深入下去有點遺憾，這些都會讓楊瀾在沮喪的同時，避免下一次再出現同樣的疏忽，楊瀾就是在這樣的一次次總結裡慢慢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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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老外”吃驚的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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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上海採訪《財富》雜誌主編時，楊瀾看出了那位主編的態度並不十分認真，可能對於電視來說，這位主編見的多了，早就處於一種習慣性思維之中了，這位主編可能覺得，還應該是老生常談的問題，那就不用走腦子思考了。
事實最後卻出乎這位主編的意料。因為楊瀾的問題在正常的寒暄之後，隨著聊天內容的深入，突然變得敏感、變得尖銳、變得深刻起來。楊瀾當時的提問可以用犀利來形容，問題具體到，在你就任主編之後這十幾年當中，世界財富前10名的排列有過什麼樣的變換？這些又集中反映出國際產業結構什麼樣的調整？而那些被換下去和換上來的大企業領導，又是怎麼面對這種變換的？等等諸如此類的棘手問題。
雖然採訪時間只有幾十分鐘，被採訪的洋主編還是十分吃驚地說：“真沒有想到啊，你的‘家庭作業’竟然準備得這麼好，這麼專業的問題你是怎麼想起來的呢？在中國我遇到的採訪大部分都是，你對中國是什麼感覺，你對上海有何感想。這些與我的專業沒有關係的問題，只有你讓我感到震驚。”
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採訪什麼人，就說什麼事情，這就是楊瀾的風格。如果這位洋主編知道楊瀾早在很多年前就拿過“金話筒”獎的話，我想應該不會對楊瀾的思路和方式感到吃驚吧。因為，舉一反三地來思考一下就會明白，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做到最好的人，就有可能在其他的事情上也做到最好。楊瀾的成功就是一個佐證。
楊瀾之所以能做到這樣，就是因為楊瀾準備提綱的時候很認真，也很細心。這樣的一份提綱性的東西，楊瀾竟然可以像小學生做家庭作業一樣來準備。楊瀾提前把所有的可以找到的、應該看到的資料全部過濾一遍，然後根據自己的需要決定取捨，整理出比較清楚的符合電視需要的提綱，再根據提綱編寫指令碼和創作思路。當然了，其中的一些突發靈感和可能出現的插曲都要在天頭或者地腳的位置做標記和提示。這就是楊瀾為什麼可以做到最好的前期準備工作。完成了這一步，才可能進入採訪與拍攝計劃的程式。
接受過楊瀾採訪的英特爾總裁安迪·格魯夫（Andrew Grove）曾總結說：“我來中國有兩件事出乎意料，一件就是看到了聯想的第一百萬臺電腦下了生產線，第二件就是沒有想到在中國有楊瀾這麼出色的記者。”
雖然楊瀾一直在這樣做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