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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位臺灣學者的眼裡，臺灣的“腦力外移”，“其中又以去中國大陸者為多”，肯定不是因為大陸人均收入高。而是因為大陸事業發展機會多，同時，“臺灣內鬥不止，政客認為‘把經濟搞好也不一定選得上’，於是繼續以意識形態鎖臺，繼續讓產業萎縮；中青年找不到工作，只好外逃尋生路。”
相比政府排斥人才的政策與制度，長期的社會環境、制度文化等是更深層次的“軟體”因素。曾經留學丹麥的清華大學前校長顧秉林就指出：“尊重人才，首先要尊重他的知識和創新，要創造留得住、用得上人才的合適環境和氛圍。”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南部陽一郎因為創造“自發對稱破缺”理論而獲得2008年諾貝爾獎物理學獎，並獨得一半獎金，因為另外兩個獲獎者小林誠、益川敏英只是解釋了這一理論。由於南部陽一郎1970年已經加入美國籍，日本國內非常遺憾。許多人就問他為什麼不回到日本，南部陽一郎就表示：主要是芝加哥大學能夠提供可以同研究專業基本粒子物理學領域以外的人自由交換意見的研究環境。
南部陽一郎的好友新加坡學者潘國駒教授則暗示：“我曾經問南部陽一郎教授為什麼不願回日本，他告訴我，他的顧慮是一旦回去就可能陷入行政和人事等諸多雜務當中，無法專心從事科研。”
有儒家文化傳統的東方國家普遍有這樣的文化弊病：認為集體利益可以高於個人正當利益，重視等級秩序，企業盛行家族文化，官場有道不明的“人際關係政治”，即使在最需要注重自由的學術機構也往往像“官場”。一位中國的海歸教授也曾如此自述：“美國的朋友發email或打電話問：‘你回國以後在幹什麼？’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近五年左右的時間中，我一直把相當部分精力花費在填表上……我有時戲稱自己為填表教授。”
硬體不可或缺
人才制度與環境的建設最為根本，不過，物質與硬體也不可或缺。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之前曾寫作過一本自傳。透過這位黑人總統的親筆授權，我翻譯了這本自傳《奧巴馬*：我父親的夢想》。對奧巴馬的關注也對奧巴馬弟弟自述的一個故事尤其讓我印象深刻。
奧巴馬有個弟弟叫做馬克，目前居住在中國深圳。2008年奧巴馬旋風全球颳起，他因為被英國《泰晤士報》曝光而引起關注。馬克在美國布朗大學獲得學士，繼而拿到斯坦福大學物理學碩士和埃默裡大學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可以說是個物理學家。他本人也曾在深圳福利院連續做了6年義工，這是大多數中國人都做不到的事。然而，這位富有社會責任心和愛心的馬克卻不願意迴歸祖國肯亞。他的這位弟弟馬克這樣表述為什麼不願意回國：“在這樣一個手機還未普及的國度，物理學家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這是一個因為硬體缺乏而導致人才流失的典型事例。儘管大多數情況下，貧窮、落後往往與戰爭、混亂、*等因素交織一起，形成令人絕望的“亂世”。青少年的理想甚至可能是去當一個“海盜”，而不是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文學家。但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才流失，卻並不是“政府不尊重人才”或者“人才不愛祖國”，而是因為自身的落後讓人才“生不逢時”。當國家無力提供發揮才能的平臺時，人才只能滯留在海外。否則，留下來於國家無益，於個人則有害。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政府能做的事情只能是讓他們繼續留在海外，同時推動人才環流展開合作與兼職；並在海外建立完善的高階人才資料庫與留學生、僑裔專家社團，保持長期的聯絡；另外保持方便海外人才恢復、保留國籍的政策，例如預設雙重國籍，降低他們獲得綠卡、長期簽證的門檻，簡化程式與手續。這樣才能保證將來在需要的時候，能夠在海外的“人才銀行”取出自己的存款並獲得利息。
幾年前，國內的一位市委書記就曾如此感慨：“如果我們讓這些人回來，我們並不確定我們是否能用這些人。因為我們無法負擔和日本一樣的報酬。既使我們用了他們，我們仍然沒法養他們，因為他們需要的裝置我們現在沒法買。但讓他們留在國外，用國外的裝置，然後請他們回來幫助我們，我們就能用他們了。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當然，在已經成為全球製造中心的今天，中國在硬體基礎、物質基礎上都已經非常發達，產業升級也成為了未來經濟發展的核心目標。因此，全球流失人才數量最多的中國已經到了從海外取出人才積蓄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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