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行高空試驗，他把慕尼黑的空軍減壓室搬到達豪集中營附近，那裡有活人隨時備用，當做試驗的豚鼠。從這個裝置裡，把空氣抽掉，使其中的氧氣和氣壓近似在高空中的狀態。
然後，臘徹爾博士就進行觀察。下面是一個典型的觀察情況。
第三個試驗是試驗人體在相當於29400 英尺高空時的失氧反應，受試驗的是1 個37歲的健康的猶太人。呼吸繼續了30分鐘。4 分鐘以後，受試驗者開始出汗和扭動頭頸。
5 分鐘以後，出現了痙攣狀態；從第6 分鐘到第10分鐘，呼吸急促，受試驗者失去知覺。從第11分鐘到第30分鐘，呼吸減慢，每分鐘只吸氣3 次，到這段時間終了時，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後大約半個鐘頭，開始解剖屍體。
在臘徹爾博士辦公室內工作過的一個奧地利囚犯安東·巴霍萊格也描述了這些試驗，不過不是那麼有科學味道而已。
我曾親自從減壓室的觀察窗中，看到裡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兩肺破裂……他們會發狂，扯掉自己的頭髮，想努力減輕壓力。他們在瘋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頭和臉，傷害自己。
他們用手和頭撞牆，高聲號叫，努力減輕耳膜上的壓力。這些情況總以試驗者死去告終。
臘徹爾博士對200 名左右囚犯進行這種試驗之後，才結束了他這個工作。從“醫生案件”的證詞看來，這200 人中約有80人當時被害，其餘的人則是為了滅口而在後來被處死的。
這個特殊的研究計劃於1942年5 月結束。當時，德國空軍元帥埃哈德·米爾契向希姆萊轉致了戈林的“謝意”，感謝臘徹爾博士的首創性試驗。不久以後，在1942年10月10日，空軍軍醫督察希伯克中將為了“達豪的試驗”以德國空軍醫務和研究部門的名義向希姆萊表示“由衷的感謝”。
然而，他認為這些試驗中遺漏了一項，他們沒有把飛行員在高空所面臨的嚴寒考慮在內。他告訴希姆萊，為了彌補這個缺陷，空軍正在建造一間“有著全套冷卻裝置和相當於10萬英尺高空條件”的減壓室，他還說，“各種方式的冷凍試驗仍在達豪繼續進行”。
試驗確實在繼續進行，而且又是臘徹爾博士帶頭的。但是，他的醫生同行中，有些人已開始感到不安了。基督徒應當做臘徹爾博士正在做的事情嗎？
德國空軍中的少數軍醫顯然開始產生了懷疑。希姆萊聽到這種情況，非常震怒，立即寫信給米爾契空軍元帥，抗議空軍中的“基督教醫學界”所引起的麻煩。他要求這位空軍參謀長解除臘徹爾在空軍醫務隊中的職務，以便把他調到黨衛隊去。他建議他們去找一個“應該有科學家的聲望的非基督教徒的醫生”來繼續臘徹爾的有價值的工作。同時希姆萊強調指出，由他親自負責從集中營提供只配一死的社會渣滓和罪犯供這種試驗。
臘徹爾博士的“冷凍試驗”有兩種：第一種是，觀察一個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氣溫，超過這個限度才會凍死；第二種是，找尋經受了極端寒冷而尚未凍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辦法。他選用了兩種凍死人的方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裡，或者在冬天將人脫得精光，赤條條地放在雪地裡過夜。臘徹爾寫給希姆萊的關於“受凍”和“回暖”試驗的報告連篇累牘；這裡只舉一兩個例子就可以說明其大概。最早的一次試驗是在1942年9 月10日進行的。
受試驗者穿上飛行員服裝，被浸入水中……頭上蒙了罩子。讓他們穿著救生衣以免下沉。試驗時水的溫度在華氏36。5度至53。5度之間。在第一組試驗中，腦後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組試驗中後頸和小腦淹在水裡。胃部的溫度低至79。5度，腸部低至79。7度，都由電錶記錄下來。只是當脊髓和小腦都凍得冰冷的時候才會死亡。
在解剖這種死屍時，總會發現腦殼內的空處充滿了大量的、多至一品脫的淤血。心臟的情況總是右心室極度腫脹。受試驗者只要體溫降到82。5度，就不免要死亡，即使施以各種急救也無法復活。
這種解剖結果明顯地證明，在目前正研究製作的泡沫護身服上有一個保溫的頭部和頸部保護裝置是很重要的。
臘徹爾博士的一個附件中包括6 份“死亡病歷”，它們註明了水溫，受試驗者出水時的體溫，死亡時的體溫，在水中浸泡的時間和致死所需的時間，最強壯的人能在冰水中維持100 分鐘，最弱的只能維持53分鐘。
集中營的囚犯瓦爾特·奈夫曾在臘徹爾博士手下擔任護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