慾望和苦難帶來的正義感讓她試圖用筆將洛克菲勒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從這個例子來看，我們對同代人大多數的判斷都只能等待歷史的嘲弄。
“中國的文化，成王敗寇，因為我曾經失敗，所以我就永遠是寇”。史玉柱總是喜歡用文化來解釋自己目前的形象。敏而好思的財經記者李翔問他，是否知道外界眼中他是怎樣的形象，他遲疑地笑，知道自己的回答會讓自己不滿，卻又不甘心示弱，想要維護自尊：“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想肯定不大好。”他努力表現出對外界的評價毫不在意，因為這種評價似乎並沒有妨礙到他的公司繼續以瘋狂的速度製造利潤，“大不了我不出門就是了，反正我也不怎麼見人”。這種態度，正類似於洛克菲勒在青壯年時期一直秉持的姿態。
這樣的一個人，暗合了30年改革開放青年人的價值觀變遷，從崇拜英雄到逐利至上，這樣的一個人，總是以他的洞見給我們的時代扇上一響亮的耳朵，讓我們必須停下來傾聽我們內心關於慾望的種種表達，雖然捱打的那一瞬間不好受，但觸動真的很大。
史玉柱，註定會成為一個符號。
下文為史玉柱對創業歷程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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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開始我想做陳景潤
1962年，我出生在安徽北部懷遠縣城。爸爸是懷遠公安局的，我媽媽是一個工廠的工人。
初二之前，我成績不好，貪玩，愛看小人書，經常被媽媽訓。1977年恢復高考，讓我開始認真學習，因為“學習可以考大學了。”
1980年，我以全縣總分第一，數學119（差1分滿分）的成績考入浙江大學數學系。但在浙江大學數學系剛過了一學期，我就放棄了成為陳景潤的理想。
“從圖書館借到《數論》，看了之後，我才瞭解到數學是那麼得難。”和周圍同學比聰明，也讓我壓力很大。“尤其是長江以南的，成績好的並不想上清華、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們那個班裡聰明人太多，學習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後，我的數學理想破滅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識到我做不成這件事情。”這是“我理想破滅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滅後的我開始跑步，培養各種愛好。我每天從浙大跑到靈隱寺，18裡，然後，再跑回來，堅持了四年。
數學家理想破滅後，我成績一直維持在中等，“每天被迫進行大腦體操訓練。”大三，畏懼純數學太複雜，我選擇了計算數學方向。當時還是小型機時代，進機房需要換衣服換拖鞋，程式設計結果需要打紙帶。我只覺得挺羅嗦，沒覺得計算機特別有用，對它也沒特別的感興趣。只是一門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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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安徽到了深圳
1984年畢業，我沒什麼想法地被包分配到了安徽省統計局農村抽樣調查隊。“聽說我是學數學的，統計局就是搞數字加減的，所以，就把我分到了統計局。”“這挺荒唐。”“數學不是加減乘除，數學系主要是邏輯，是大腦體操。”
分到單位沒幾天，我就被通知到西安統計學院進修幾個月。進修老師有抽樣調查之父之稱，這位美國教授介紹了最新的國外的抽樣調查方法，我發現沒有一樣能離開計算機。回單位說服領導，我南下廣州，花5萬塊錢扛回了一臺IBM PC。
我寫了個程式，找了兩個人錄入，過去二三十個人忙活一年的活，一兩天就幹完了。搞得很多人從此沒事幹。幹得起興，我又編了一個分析軟體，能分析出，年收入400元以上的農民會買哪些東西，消費特徵是什麼；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農民消費特徵又是什麼……
我的軟體不斷完善，國家統計局後來開了個會，要求全國各地的農村抽樣調查都用我的軟體。我因此得到了一二十元獎金和一個進步獎。相比當時每月54元的工資，我挺知足。
又沒事可幹了，我就開始基於他分析出的資料，寫關於農村經濟問題的文章，居然還能發表在搞學術人挺在乎的高檔次雜誌上。當時的安徽省副省長也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我的文章，很欣賞。副省長是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深圳大學客座教授，他面試了一下我，就在1986年將我招為了深圳大學軟科學專業研究生。這一年，24歲的我也結婚成了家。
在深圳大學，我學會了勤工儉學；學會了怎樣給別人帶貨的小生意；看到很多國外書籍和港臺關於經濟方面的書，我開始相信中國將來肯定走市場經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