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頭一回到理髮店去理髮——嚴格地說，這是第二次，因為三十多年前我在天津中原公司理過一次，但是這一次在理髮店遇到的事還是頭一回。我一坐上座位，就發現了在哈爾濱百貨店裡看到過的叫不出名稱的東西。我問理髮員，旁位上嗚嗚響的是什麼，他說：“吹風。”我問：“先吹風還是先理髮？”他一聽，怔住了：“你沒理過發嗎？”他還以為我開玩笑哩！後來弄明白了，我們都不禁大笑起來。等到我頭上也響起了那嗚嗚之聲時，我心裡更樂了。
我頭一回坐公共汽車，給儉六弟造成了一場虛驚。我排隊上車，看到人們讓老人小孩先上，我也把身旁一位婦女讓了上去，卻不知這是位售票員。她看我不上，就跨上了車，車門隨著關上，車子也開走了。過了一會兒，儉六弟從下一站下了車跑來，我們倆離著還老遠就彼此相對大笑起來。笑過之後，我信心十足地對他說：“不用擔心，決出不了事！”在這樣多人的關懷下，我有什麼可擔心的呢？就在這天上午，我從三妹家附近一個商店裡，剛找回來昨天丟在那裡的一個皮夾子。難道我這個人還會丟了嗎？
北京市民政局為了幫助我們瞭解北京，熟悉生活，組織了特赦後住北京的一些人，包括從前的國民黨將軍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進行了一系列的參觀。我們看了一些新建的工廠。擴建的各種公用事業以及城市的人民公社等單位，歷時約兩個月。最後，經同伴們的請求，遊了故宮，由我臨時充當了一次解說員。
令我驚異的是，我臨離開故宮時的那副陳舊、衰敗的景象不見了。到處都油繕得煥然一新，連門簾、窗簾以及床慢、褥墊、桌圍等等都是新的。打聽了之後才知道，這都是故宮的自設工廠仿照原樣重新織造的。故宮的玉器、瓷器、字畫等等古文物，歷經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以及包括我在內的監守自盜，殘剩下來的是很少了，但是，我在這裡發現了不少解放後又經博物院買回來或是收藏家獻出來的東西。例如，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經我和溥傑盜運出去的，現在又買回來了。
在御花園裡，我看到那些在陽光下嬉戲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噴放出來的青春的香氣，感到了這裡的陽光也比從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宮也獲得了新生。
一九六○年三月，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園，開始了每天半日勞動、半日學習的生活。這是我走上為人民服務崗位前的準備階段。在技術員的指導下，我在溫室裡學習下種、育苗、移植等等工作。其餘的半天有時學習，有時進行這本書的寫作。
我在前半生中，不知“家”為何物。在撫順的最後幾年裡，我開始有了“家”的感覺。到了植物園不久，我覺得又有了第二個“家”。我處在自上而下互助友愛的氣氛中。有一次我從外面遊逛之後回來，發現那隻表不見了，不免十分惋惜，覺得在這麼長的路線上，無法去尋找，只好作罷。同屋的總務員老劉知道了這件事，他本來正該休息，連休息也忘了，問清了我遊逛的路線，立刻就出去了。許多人都知道了這件事，休息著的人都去找表，我被弄得很不好意思。後來老劉從四季青人民公社一個大隊的食堂前找到了它，非常高興地拿了回來。這時，我覺得我接過來的不是一隻表，而是一顆火熱的心。
這年的夏季，植物園裡建立了民兵，每天進行操練。我報名參加，別人都說我年歲超過了標準。我說：“作為祖國大家庭的一員，我也應當站在保衛祖國的崗位上。”後來人們被我說服了，我參加了操練，當上了一名超齡民兵。
我站在植物園的民兵排裡，心裡想著我們的隊伍有多大。這裡是幾十個人，但整個民兵隊伍卻是若干若干萬。我想，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列入那個像洪流的隊伍中，在天安門前經過呢？
這個願望很快得到了實現。我參加了支援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全條約”鬥爭的百萬人遊行的隊伍。這不僅是一百萬，而是全世界參加共同鬥爭的千百萬人的一部分。我們高聲呼著口號，走過了天安門。在天安門上刻著我們的心聲：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從此我開始了社會活動。從這些活動中，我感覺到自己同全國人民，全世界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的人民連在一起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張寫著“愛新覺羅·溥儀”的選民證，我覺得把我有生以來所知道的一切珍寶加起來，也沒有它貴重。我把選票投進了那個紅色票箱，從那一剎那間起，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