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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離開這個村莊的時候，社員們搬來了整筐的黃瓜、小紅蘿蔔送給我們。“留下吧，這是咱社裡剛收的，東西不值錢，可是很新鮮。”社長不顧我們的辭謝，硬把筐子送進我們的車裡。
我在車視窗凝視著逐漸遠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頂，回想著金星社長說到的那幾句：“我想著……。”不知為什麼，這句非常平凡的話，聽在耳朵裡，曾給我一種不同凡響的感覺。現在我明白了。這些曾被我輕視過的認為最沒文化的人，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勤勤懇懇地勞動著，他們做的事情是平凡而又偉大的，因為他們讓大地給人類生長出糧食和蔬菜瓜果；他們的理想也是平凡而又偉大的，因為他們要讓茅屋變成瓦房，以便讓人們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過、看做優秀民族代表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掌握著近代的科學技術，乾的卻是製造瘟疫。製造死亡的勾當，他們也有理想，這理想便是奴役和消滅掉被壓迫的民族。這兩種人，究竟是誰文明誰野蠻呢？
平房區“細菌工場”遺留下的瓦礫，告訴了人們什麼叫做醜惡，東北烈士館裡每一件烈士的遺物又告訴了人們什麼叫做善良。這裡的每件陳列品都在告訴人們：它的主人當初為了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盡了最後一滴鮮血，讓生命發出了最燦爛的光輝。無論是細菌工場的殘磚爛鐵還是東北烈士館裡的血衣、遺墨，都是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裡照出了我們這群參觀者過去的醜陋形象。
東北烈士館是一座莊嚴的羅馬式建築，當初被偽滿哈爾濱警察署佔用過十四年。在那血腥的年代裡，這裡不知有多少骨頭最硬的中國人被審問、拷打、送上刑場。陳列在這裡的烈士照片和遺物，僅僅是極小的一部分。烈士館中每件實物和每件事蹟，所指出的具體時間和地點，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憶。事變發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號召東北的黨員和一切愛國士兵立即武裝起來，和敵人作鬥爭。那個決議書和哈爾濱小戎街三號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靜園的日子。為了挽救民族於危亡，東北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不顧蔣介石的阻攔，自己起來戰鬥了，而我在靜園裡卻加緊了賣國的罪惡活動。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鄭孝胥父子和羅振玉，湯崗子和旅順……
在講解人員介紹楊靖宇將軍的事蹟的時候，我又回憶起那幾次“巡幸”到東邊道——楊靖宇、李紅光等將軍的抗聯第一軍活動地區——的情形。我在那裡看見過長白山的頂峰，看見過朝霧和初升的太陽。祖國的山野美景沒動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鐵路兩側的日本憲兵、偽滿國兵和警察。日本人辦的報紙上總在報道東邊道的“土匪”已剿淨，但是那次“巡幸”到這一帶，還是如臨大敵，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後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溝，我還聽說這裡“不太平”。抗日聯軍在這一帶一直戰鬥到日本投降。最後被消滅的不是抗聯，而是自稱勝利者的日本皇軍。抗聯當時面對著強大的關東軍和裝備優越的偽滿國兵，處境的艱苦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從陳列的當時使用過的飯鍋、水壺、自制斧頭、磨得漆皮都沒有了的縫紉機等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這些用具的主人的聲容笑貌——這是我從龍鳳礦那位青年主任的臉上看見過的，是隻有充滿著堅強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聲容笑貌。在一雙用樺樹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聽到了那種自信、高亢的聲調，唱出了那首流傳過的歌謠：
樺皮鞋，是國貨，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繩，皮子就在樹上
剝。樺皮鞋，不簡單，戰士穿上能爬山；時髦小姐買不到，有錢太太沒福
穿。樺皮鞋，真正好，戰士穿上滿山跑，追得鬼子喪了膽，追得汽車嘟嘟
叫！
日本人當初叫我“裁可”一批批的法令，然後據此施行了集家並屯、統制糧谷等等政策，封鎖了山區，用盡一切辦法去斷絕抗聯軍隊與外界的經濟聯絡。它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甚至楊靖宇將軍和一部分部隊被包圍起來了，絕糧的情況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