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光為了他們自己。”我說，“不顧我，自私而已。”
“恐怕不完全如此，”所長笑著說，“你能說陳寶琛跟你父親，是成心跟你過不去嗎？是成心害你嗎？”
我答不上來了。
“你可以慢慢想想這問題。如果明白了，那麼你這場病就生得大有價值。”
從所長那裡回來之後，我真的放不下這個問題了。到我參加病後的第一次生活檢討會時，我把過去的生活已經想了好幾遍。我沒有得到什麼答案，怨氣卻越聚越多。
在這次生活檢討會上，有人批評了老憲，說他完全不是與人為善的態度，總是成心打擊我。接著，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都對他發表了類似的意見，甚至有人把我生病的責任也放在他身上，並據以證明他在大家的改造中起了壞作用。老憲慌張了起來，臉色發灰，結結巴巴地做了檢討。我在會上一言沒發，繼續想著我的怨恨。有人提出，我應該發表一下意見。老憲的臉更加發灰了。
“我沒什麼意見，”我低聲說，“我只恨我自己無能！”
大家一時都怔住了。老憲大大張開了嘴巴。我忽然放大了嗓音，像喊似地說：
“我恨！我恨我從小生長的地方！我恨那個鬼制度！什麼叫封建社會？從小把人毀壞，這就是封建社會！”
我的嗓子突然被一陣痙攣埂住，說不下去了，別人唧唧噥噥地說什麼，我也聽不見了。……
我的前半生……九 檢察人員來了
九 檢察人員來了
從一九五三年末起，我們連著學習了三個月的《帝國主義論》。一九五四年三月，學習結束後，管理所遷回撫順。過了不久，檢察機關的工作團來到管理所，開始了對戰犯的調查。
後來才知道，政府為了這次調查日本戰犯和偽滿戰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準備，組織了龐大的力量。一大批日本戰犯調到撫順來了。幾年前政府人員就準備了大量材料。大約二百名左右的檢察工作人員集中起來，事先受到了政策和業務的專門訓練。
日本戰犯住在“三所”、“四所”和“七所”裡，那邊的情形不清楚，我們一所偽滿戰犯這邊三月末開過了一個大會，開始了調查。調查工作——從犯人這方面說是檢舉與認罪——一直進行到年底，才基本結束。
在大會上，工作團的負責人員講了話。他說，你們經過了這幾年的學習和反省，現在已經到了認罪的時候了，政府有必要來查清你們的罪行，你們也應該對過去有個正確的認識，交代自己的罪行，並且檢舉日本帝國主義戰犯和其他漢奸的罪行；無論是坦白交代和檢舉他人，都要老老實實，不擴大、不縮小；政府對你們最後的處理，一方面要根據罪行，一方面要根據你們的態度；政府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所長同時宣佈了監規：不準交換案情，不準跟別的監房傳遞字條信件，等等。從這天起，每日休息時間各組輪流到院子裡去，想跟別組的人會面也辦不到了。
開過大會，各組回到各自的屋子開討論會，每個人都表示了要徹底坦白、檢舉，低頭認罪，爭取寬大。有人說：“我一直在盼這天，只要能審判，就有期限了。”也有的人，比如老憲說了他相信寬大政策，卻又神色不安，顯然是言不由衷。
看到老憲面色發灰，我並沒什麼幸災樂禍的想法，反而被他傳染上了不安的情緒。自從在學習心得裡交代了歷史關鍵問題之後，當時我對寬大政策有了信任，現在又覺得政策還沒兌現，不知將來處理的時候，是不是仍如所長說過的，對我並不例外。如果像老憲這樣一個“軍醫院長”也值得擔心，我這“皇帝”又該如何呢？
但是，無論如何，最大的問題我都已經交代出來了。我的情形可能跟老憲不同，他也許在考慮是不是交代，而我的問題只能是如何讓檢察人員相信，我早已就是認了罪的。
為了取得檢察人員的信任，我決定詳細而系統地把自己的歷史重寫一遍，同時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戰犯的罪行儘量寫出來。我在小組會上做了這樣的保證。
完全實現這個保證，卻不是那麼容易。
我寫到偽滿末期，寫到蘇聯對日本宣戰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那時我擔心日本人在這緊張時機對我懷疑，把我踢開，總想著法兒取寵關東軍。在得到蘇軍宣戰訊息後的一天夜裡，我沒經任何人的指點，把張景惠和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叫了來，給他們下了一道口頭“敕令”，命他們緊急動員，全力支援日本皇軍抵抗蘇軍的進攻。這件事情我該如何寫？不寫，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