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客貨和槽運，剝奪大利，帝國曾經興盛航行於江海的沙寧帆船停業，咸豐年間沙船2000餘隻，到70年代初只剩400只，因為它們不能與迅速安全和取價較廉的外輪爭衡，帝國沿海內河航行權逐漸淪於洋商之手，同時原為中國沙船、釣船所得的水腳，日益增多地流入洋商之腰包。更為可怕的就是福州將軍文煜說的那樣，現在很多華商依附洋商名下，大清的財稅慢慢地流入到洋人的腰包。
“皇上，上海有個叫顧福昌的老頭死後，英美駐華使館卻為其降半旗致哀，這是英美國王以及總統死了之後才有的最高禮節，英美大使館卻將這樣崇高的禮遇給了這個老頭，這個顧老頭之前是上海四馬路豐盛絲行的老闆，1862年美利堅合眾國的南北戰爭開始之後，國內的投資形勢惡化，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設立了旗昌輪船公司，顧福昌便是大股東之一，那年，旗昌輪船公司在十六鋪建造了上海灘上唯一的外洋輪船碼頭——金利原始碼頭，是現在上海港規模最大的客運碼頭，這個碼頭最早是顧福昌的，後來顧福昌就用這個碼頭入股了旗昌，這個旗昌有一半的股份是大清的商人持有，現在這個旗昌輪船掌握了大清航運業的半壁江山。”李鴻章義憤填膺，說到動情處，聲音提高了一點，“皇上，顧福昌依附洋人固然可恨，降半旗也並非洋鬼子尊重顧福昌，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洋鬼子的一個陰謀，他們是要給大清的商人作樣子，吸引更多的商人將錢投給他們，對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那個肇事的‘亞羅號’輪船真正的船主就是我大清子民。洋人這麼做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錢越多他們的生意就越大，控制我們的航運權就越牢靠，我們的漕幫沙船主生存的空間就越來越小。洋鬼子揍我們，他們是整個帝國的仇人，但是連年的戰爭、多如牛毛的稅捐，而洋人跟大清打仗候簽訂了不少的條約，他們在我們的江河湖海航行只繳納非常少的關稅就可以，這樣一來，就拉開了朝廷跟商人的距離，政府的公信力在戰爭與洋人利益###的雙重消磨下，越來越脆弱，這樣的後果就是華商依附洋商，我們的稅賦越來越少，我們的貿易缺口越來越大，我們的財政越來越困難。”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1872資本封喉（12）
“李鴻章，你怎麼這麼羅嗦，究竟有沒有解決辦法？”同治皇帝越聽心裡越害怕，按照李鴻章這麼一說，大清帝國馬上就有亡國的危險，洋人這麼猖獗，必須要拿出一個好辦法出來。“皇上，你彆著急呀，顧福昌依附洋人名下的，我們遲早要收回來的。當然也不是所有依附洋人名下的華商日子都是那麼好過，臣調查發現狡猾無奈的列強資本對更多的帝國商人是連蒙帶嚇唬，最後本利都不給結算，完全一個不認賬，受窩囊之氣還沒有地方說。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帝國商人都像顧福昌那樣。”李鴻章又開始給同治皇帝講上海鉅商唐廷樞在輪船上的尷尬遭遇。話說有一次唐廷樞乘洋輪由上海到香港，因避風停航，船上每人每日只供應淡水一磅，大富豪唐廷樞比較摳門，船上發的水節約著喝，海風陣陣，實在是飢渴難忍，唐富豪就到夾板上透風，遠遠看見不少上來透氣的中國人用舌頭舔著乾涸的嘴唇，唐廷樞轉了一圈，頓時火冒三丈，發現栓在船夾板上的羊在咕嚕咕嚕大口喝水，實在是可氣可恨之極，但是當時洋人勢大，憤怒與無奈交替刺激著唐廷樞的心臟，唐廷樞在“待人不如羊，殊為可恨”的感嘆下，憤而在香港籌股資10萬元先租兩輪“往來港、滬”。“皇上，我想任何有血腥的中國人，象遭遇唐廷樞這樣的情況，就是佛也會發火，民心可用，象唐廷樞這樣的富豪也是帝國子民，他們是願意回到帝國的懷抱的，皇上，宋晉大學士說財政困難沒錢，沒錢就停造船，那財政依然會沒錢，我們為什麼不想辦法賺錢呢？更何況造船是可以賺錢，可以將中國的航運權、國之命脈掌握在大清自己的手上的。” 李鴻章在給皇帝講完國際國內形勢，講完了民心向背之後，是該將自己的想法全盤托出的時候了，“皇上，洋人能夠吸引華商的錢創辦新式輪船，我們既不能禁華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華商之自購輪船？以中國內洋任人橫行，獨不令華商展足耶？我們為什麼不能將這些商人的錢聚攏來設立輪船招商局，則華商可以名正言順入股，這樣使華商不至皆變為洋商，實足尊國體而弭隱患，尤為計之得者。”
國際形勢嚴峻、國內猶如泰山壓頂。李鴻章準備採用那個用自己撒尿來解釋拋物線的留學生容閎提出的發行股票募集商股的模式來試辦輪船招商。這個容閎在晚清也是一個人物，堪稱大改革家、教育家，曾國藩、李鴻章等晚清重臣的經濟、教育方面的幕後高參，後來推翻大清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