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而不治，則小人狎玩，愈肆奸邪，正人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為，必至亂亡而後已。且邪、正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盡懷疑懼，而此數人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說的既對且好，但凡有點責任心的人都會被感動、說服。但正德就有魄力批示：李東陽得留任，劉健，謝遷等閣臣退休。李再次上疏乞退，聖旨下：“自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論，卿勿再辭。”
李送他們時，涕淚漣漣，劉正色道：“何以泣為？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李默然難言。因為李在倒“八黨”活動中，態度不那麼激進。所以劉瑾在前朝老臣中，單留下了他。一個不留也有點“不象”。李在日後的歲月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彌縫”的作用。
正德即位不到一年，前朝舊臣除了李東陽幾乎都被罷免了。
３．文官罹難
極富有主人翁責任感的文官集團自然不肯善罷甘休，他們交章請留劉、謝。上次謀誅八黨時，是北京的言官首先發難，御史趙佑，朱廷聲，陳琳等先乘災異求言之機，上疏：乞置劉瑾等於法，汰革額外冗員。遵遺命，信老成，重無大小，必諮大臣，臺諫，不為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後因帝大婚，因宛平九月李花盛開而上言：“此陰擅陽權，非偶然也。”直到十月，眾文官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差點將八黨就地處決。但劉瑾等打下北京這股勢頭，這次請留閣臣的聲勢則由南京的言官來扛大旗。
南京六科給事中幾乎都站了出來，戴銑，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等連章奏留劉謝。南京十三道御史薄彥徽，陸昆，蔣欽等15人，剛連名上疏請屏八黨，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等奏章到京，朝事已變。他們又“覆上公疏”請留健、遷。劉瑾對這些反對黨一律“廷杖除名”，就是逮到北京或南京的帝闕下，脫下褲子，打30軍棍，然後開除公職，斥為百姓。有個別知縣或上疏乞救，或抗議均被“廷杖除名”。
在這場挽留輔臣的風潮中，最頑強最悲壯的是南京御史蔣欽。他被杖廢為民以後，第三天，一個人再上奏章，有點《三國演義》“段子”味：“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是在用賊壞天下事，亂祖宗法，“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嘆之聲動天徹地”。他揭發劉瑾遍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有的五千金，不給則貶斥，給了則提撥。“通國皆寒心”。他問“陛下尚何以自立？”他真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國家：“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這比後來沈練劾魏忠賢之“漢賊不兩立”更透過一層。正德如能讀到這份奏章，根據陽明的心學原理，也應該受感動。他明知道“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並不是天下人的天下，他還是這麼義無反顧，要求用自己的死來謝“謝了天下的劉瑾”。
結果是，“疏入，再杖三十，繫獄。”連平民百姓也當不成了。他入獄三天後，又上奏疏，他問皇帝“瑾忠乎？臣忠乎？”“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他要用自己的死喚醒皇帝的“誅賊之明”。“疏入，復杖三十。”累計九十棍，要不是憋著一忠君之氣，早也頂不住了。他終於只實現了“不願與此賊並生”的志向，杖後三日，卒於獄，年僅49歲。
相比之下，我們的傳主就“遜色”也“通敏”多了。他可沒有蔣欽這股子愚忠勁頭，他自然也不像閹然以媚閹的那些無骨去勢的官僚，屈身事賊以求榮顯。他的個性也使裝不了孫子，他上了封《乞侑言官去權奸以章聖德疏》，用語委婉，語調平靜，要求“合理”。顯示出以柔克剛的王學特點。他只是為解救南京的言官，言官的命運已嚇倒了很多人，像蔣欽那樣的是少數。陽明在宦官高壓言官大勢已去的形勢下還挺身而出也就越發難得了。柔中之剛更是主要的。
他說：戴銑等人想必是觸犯了皇上，但他們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說錯了皇上也該包涵，以開忠讜之路。現在特派錦衣衛把他們拿解赴京，群臣皆以為不當，而無人敢言，怕得相同的處罰而增加皇上的過錯。但是這樣下去，再有關乎國家危疑不合祖宗體統的事情，皇上還能從哪裡聽到諫議？他這個勸架人，總是用具體的細節來增強感動效果。他提醒皇上萬一他們在押赴京城的道兒上填了溝壑，使陛下有沙諫臣之名，興群臣紛紛之議，到那個時候，您又要責怪左右不勸戒您，且為時已晚。全文沒有一句“去權奸”的話，沒有再作聲討宦官的努力，這看出陽明的“巧”。但標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