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印度民族運動的領袖甘地被極右派刺死，訊息傳來，父親傅雷悲憤交集，三天吃不好飯……正因為父親傅雷“常懷千歲憂”，所以他的心靈常受煎熬，常處於痛苦之中。
傅聰還對我說，他的父親是“五四”一代中國典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應當只是理解為“有知識的人”，亦即英文中的Intellectual。知識分子應當是Instruction，即有思想的人。知識分子是社會進步的先鋒隊。也正因為這樣，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總是命運坎坷，如伽利略、哥白尼等等。他們總是保持自己獨立的見解，不做“順民”。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我寫《傅雷畫傳》（2）
《傅雷家書》，也可以說是一本憂國之書，憂民之書。儘管傅雷受極左路線*，不得不終日蝸居，與世隔絕，但是他的心是博大無涯的，緊緊地與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哀樂相連。
傅聰說，透過父親寫給他的那麼多家書，足以看出父親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人，充滿父愛的人。《家書》談的是做人的原則、藝術的修養。父親既熱情，又細緻，細小到衣、食、住、行都要管，什麼都替你想到了。傅聰坦率地說，有優點必然有缺點，他以為父親過於嚴格、慎微。他大笑道，幸虧他一半像父親，另一半像母親，他從母親那裡繼承了寬容、樂天的品格。
我曾說，我作為上海作家，向來很忌諱寫上海作家。傅雷與戴厚英是兩個例外。傅雷與戴厚英都是命運乖戾、受盡“左”的壓迫而死於非命的上海作家。我多次採訪戴厚英本人，為戴厚英寫下了紀實長篇《非命》。
我關注傅雷，最初是從關注傅聰開始的。
喜歡音樂的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國音樂界的“兩聰”——馬思聰和傅聰。這兩“聰”都曾有過“叛國分子”的可怕名聲。我為內心痛楚、客死美國的馬思聰先生寫下了紀實長篇《風雨琴聲——馬思聰傳》。
1979年4月，傅聰從英國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上海，出席父親傅雷*昭雪的追悼會和骨灰安放儀式。這時，傅雷的冤案已經*，可是籠罩在傅聰頭上的“叛國者”陰影並未散去。關於傅聰的報導，在當時是嚴加控制的。就連傅聰的報道不能超過多少字，必須安排在第幾版，都有嚴格的規定。我當時從《中國青年報》的一份內參上，看到詳細的傅聰的動向報導，傅聰又愛國、又“叛國”的曲折經歷，引起我的關注。
我對傅聰有了些瞭解之後，我發覺他和他父親傅雷都有一顆火熱的愛國之心。儘管當時無法發表關於傅聰的報告文學，我還是以他為模特兒寫成一萬五千字的小說《愛國的“叛國者”》，在1980年發表於《福建文學》雜誌。
我採訪了傅聰，又採訪了傅敏。我的視線轉向他們的父親傅雷。我採訪的範圍逐步擴大，內中包括傅雷夫人哥哥朱人秀、傅雷的老保姆周菊娣、梅月英（荷娣），傅雷夫人侄女朱佛容；傅雷的許多好友：著名作家柯靈、樓適夷，數學家雷垣教授，翻譯家周煦良教授，聲學家林俊卿教授，音樂家丁善德教授，小提琴家毛楚恩教授，翻譯家嚴大椿教授，法學家裘劭恆教授，傅雷乾女兒、鋼琴家牛恩德博士；傅聰的好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中央音樂學院周廣仁教授，鋼琴家史大正，上海音樂學院吳樂懿教授，上海音樂學院李民鐸教授……
1983年9月，文化部外事局俞慧鈞女士給我很大幫助，給我看了*中央總書記*對傅聰問題的批示的影印件以及有關檔案。
我的採訪逐步深入：
“挖”出了那位冒死儲存傅雷夫婦骨灰、感人至深的江小燕；
在上海市長寧區公安局查到傅雷死亡檔案，採訪了有關公安人員，首次揭開傅雷之死的真相。
在廣泛採訪的基礎上，我寫出關於傅雷、傅聰、傅敏的三篇報告文學，寫出了《傅雷一家》一書，於1986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後，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七卷本《葉永烈自選集》，選入《傅雷與傅聰》一書。
樓適夷先生在給我的信中，曾經建議我寫長篇《傅雷傳》。我原本也準備寫，所以對傅雷親友作了廣泛的採訪。然而，後來我忙於“紅色三部曲”、《“四人幫”興衰》、《反右派始末》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題材的長篇紀實文學的創作，也就把《傅雷傳》的寫作擱下來了。
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讀圖時代”到來了。讀者喜愛圖文並茂或者以圖為主的書。復旦大學出版社約我寫《傅雷畫傳》，由於我曾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