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在阿拉木圖危機中，他儘早採取斷然措施平息了事態，但在外高加索，他起初是優柔寡斷，繼而依靠軍隊進行鎮壓，最後又將責任推在別人身上。
另一種解釋在本書前幾章裡已做了詳盡的闡述，與上述的一種解釋是吻合的。戈爾巴喬夫為了給推進改革尋找理論依據，對蘇共的意識形態進行了修正，這動搖了蘇聯對俄羅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國及其人民進行統治的合法性。因為一旦拋棄了國際階級鬥爭，使人煩惱的問題便隨之而來。蘇軍為什麼要控制阿富汗？蘇軍為什麼要控制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對這些問題沒有合理的解釋，人們很快就會責問蘇聯對波羅的海共和國、喬治亞、亞塞拜然、中亞地區甚至烏克蘭進行統治的合法性。葉利欽在對戈爾巴喬夫軍事幹預波羅的海共和國的譴責中已含蓄地提出了這些問題。
戈爾巴喬夫曾堅定地表示，他不會為了維護蘇聯帝國的完整而運用訴諸武力的傳統手段，因為他不想接受那樣的現實。因此，他試圖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在外交和軍事政策上繼續他的“新思維”，另一方面在國內政策上推進“公開性”和改革。然而，“公開性”必然導致政治離心勢力，需要不時地求助武力手段去進行控制。在阿富汗和東歐，他兌現了他的諾言，在當地共產黨的政權遭到普遍反對時，他不主張派蘇聯軍隊進行干預。然而在蘇聯內部，他背叛了他的諾言，動用了軍隊。他政策中的這種矛盾很難長期維持下去。在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的問題上，他必須做出選擇，要麼維護他的改革政策和在西方受到極大歡迎的形象，要麼使改革形勢逆轉，破壞他在西方的形象。
這些情況對軍隊的衝擊是相當明顯的，雖然不能說已經毀壞了軍隊，但這肯定是一個不良因素，特別是它嚴重挫傷了蘇軍最精銳部隊——空降兵部隊軍官計程車氣。
最後，軍隊與民族問題從根本上講是息息相關的，這不僅因為軍隊是由多民族成員組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民族問題影響蘇聯帝國的穩定。軍隊若失去鎮壓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的意願和能力，那麼蘇聯帝國是否能長久存在就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蘇聯真正走向民主的邏輯是無情的：要麼自由改革，要麼保持多民族的蘇聯，想兩者兼得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