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當這位妻子親眼目睹著他的丈夫被桑塔納撞到空中的那一剎那，她會是一種怎樣的飛魂落魄之感！ 然而這又能怪誰呢？因為她的丈夫死在了他自己的手裡，他自己是自己生命的儈子手。旁人又能說什麼呢？這個場面後來在中央電視臺也被播放，曾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但中國的腳踏車、行人違章現象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相反正在愈演愈烈。
由此我們就引出了一個話題：遵守交通規則，這原本是一件不需要勞駕太多智商的普通行為，為什麼在中國卻執行起來是這麼難？這原本是一個人最基本的道德意識，為什麼在中國卻顯得如此的難以具備？當我們一提起這個問題的時候總有人站出來說：因為中國人太多了！ 於是，“人多”就成了我們如今只要碰到一個無法面對的問題時就會拿出來使用的一張擋箭牌。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東京，人多不多？香港，人多不多？澳門，人多不多？多，都多。但為什麼別人就能遵守交通規則？況且很多還都是中國人。深圳大學有一位教授前不久應鳳凰衛視的邀請到澳門做一個節目。於是這位教授就來到了澳門。然而讓這位教授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在一個機動車人均擁有輛最多、相對道路面積最少的澳門，馬路上竟很少堵車。其實原因很簡單：全民良好的交通意識及嚴格遵守交通規則，是維持一個城市交通良好狀況的首要因素。否則，再多再暢通的路也會事故頻發。但我們中國人似乎不這麼看，我們強調的永遠是道路太少，我們強調的永遠是車太多。於是我們就向國家要錢修路，路越修越多但車卻越來越堵。而且我們的專家似乎永遠也算不準一條路它究竟能承載多長時間的車流量。比如北京就是這樣。修三環路的時候我們的專家說能用多少多少年，結果沒幾年就堵得一塌糊塗。於是我們就開始修四環路，同樣我們的專家又信誓旦旦地說能用多少多少年，結果沒幾年車又開不動了。於是我們又開始修五環路、六環路……
但，北京依然是個“大堵城”。其“堵”的火爆程度絲毫不亞於拉斯維加斯。
我發現，當下中國人的思維，諾按科目來分，屬於理科型的居多。而且思維基本上還是停留在牛頓時代。這種思維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們把物質看成是一個獨立的物件，並按照物質自身的所謂規律自行運轉。就向西醫一樣，你今天胃不舒服，我就給你吃馬叮林；明天你肺發現有陰影了，我就給拍一下X光；後天你腦子又有問題了，那我就給去照照CT吧；總之，你那兒有問題我就給你吃治那兒的藥。這時候，人就像是一部機器，壞了那兒我就給你修理那兒。除此之外，我們似乎從來都不關心你今天為什麼胃會難受，是不是因為生氣了，還是因為最近生活不規律。這就是一種典型的理科型思維方式。
我們有時候經常說，牛頓時代的科學實際上是一種非人的科學。因為世界上所有的東西已經被強行安排到一種既定的因果之中，而人只不過是一個被動的觀察者和旁觀者。在這種思維下，比如一個專家在設計一輛車的時候，他只考慮一輛車作為一種單純物質的效能資料，並按照這種物質的效能資料來告訴大家，這車能跑50萬公里沒問題。但實際上，取決於一輛車能不能跑 50萬公里，不是車本身，而是在其使用過程中的一系列相關因素。比如開車的人、如何保養、在什麼路況下行駛、氣候等等。也就是說，本來牛頓已經為我們安排好了一種結果，但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由於人為因素的作用而完全改變了他本應有的結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決定一件事情的最終結果的是人而不是物。比如說，澳門的車與道之間的矛盾非常突出，但澳門的交通次序依然十分良好。這裡面起到關鍵作用的是一群遵紀守法的澳門公民，而不是它充足的道路本身。
這正是被我們經常所忽視的重要一點。
因此我認為，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們目前的交通環境，除了繼續修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透過一種有效的教育，來徹底改變我們目前普遍缺乏的交通意識，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提高我們整個民族的基本道德素養。否則修再多的路也是無濟於事的。
然而坦率地說，我們當下的一代人要想徹底地改變已經很難了。很多“缺德”的行為已經成為這代人一種本能的習慣了。很多權威的教育學理論幾乎一致認為：一個人日後的大部分道德意識以及行為習慣都是在童年時期培養成的。就像我們中國人所說的所謂“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但是如今我們最缺乏的恰恰是兒童教育。我們的大部分家長几乎都存在著一種嚴重的認識偏差，他們總以為孩子小的時候可以不必教育，到張大了以後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