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親自捕獲並馴養了一頭名叫“愛爾莎”的小獅子。後來他為此還寫了一部專著《野生的愛爾莎》。當齊伊·亞當森69歲的時候，他依然在肯亞的熱帶叢林中生活。最後她在一次與動物近距離接觸時不幸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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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科學家的成就都來自於自身的一種興趣和熱情，以及由這種興趣所導致的獻生精神。世界上沒有一項偉大的科學發明和成就是在一種被剝奪興趣後所完成的。人的巨大潛能只有在自我興趣的強烈激發下才能被挖掘。艾迪生可以被開除，但你泯滅不了他對發明的興趣，布特列洛夫可以在脖子上被掛牌取笑，但你扼殺不了他對化學狂熱的興趣。因為真正的成就從來就是來自於創造者本身內在的巨大動力，而不是一種泯滅個性的僵死教育。我始終堅決地認為：世界本身毫無意義，任何外部世界的意義只取決於一個人對它的知覺並認同。我思故我在，世界只不過是“我”眼中的一種存在。任何沒有“我”的人，只是一種生命的存在但卻不具有“人”的意義。人是什麼？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就是人有自我意識。所以人才會在鏡子面前打量自己———或是塗脂抹粉或是顧影自憐。但動物就不會，動物一旦站在鏡子前要麼恐懼要麼就向鏡子中的“那個”東西發起攻擊。所以我說，一個人假如一旦失去了“我”的存在，那麼他與動物的差別也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了。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一個被剝奪興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是一個殘疾人了。因為任何對人生和世界失去興趣的人，其存在的意義實際上就是一種苟延殘喘。在這樣的群體中，你不要指望會有什麼創造發明；你也不要指望中國的科學技術會在他們身上有所超越；在這樣的群體中，你就把諾貝爾獎視為掛在海王星邊上的一塊巧克力而永遠垂延三尺吧！
據說最近又出現了一種被稱之為“週末恐懼症”一族。這種人據說是一到週六週日就恐懼，就無所事事，他們沒有任何興趣，他們不喜歡看電影，不喜歡讀書，不喜歡與人聊天，不喜歡逛街，不喜歡交朋友，甚至不喜歡戀愛，總之什麼都不喜歡，就習慣每天像機器人一樣工作。沒有歡樂也沒有痛苦沒有幸福也沒有悲哀，老闆一喊。野兔似地就串過去，電話一響，神經質地反覆helou，沒事手裡就拿支筆在一張便箋上畫十萬個問號，就像十萬個為什麼。就這樣，在一個機器化、標準化的工業社會里，人在變成一臺機器的同時又被標準化了：學習被標準化、興趣被標準化、考大學被標準化、成功被標準化…… 就是在這樣一種被標準化的一系列過程中，恰恰人把自己給標準化成了“非人”！這是整個二十世紀延續至今的人類最大的悲哀。
尼采曾經在他的《偶像的黃昏》一書中這樣憤怒地寫道：“十七年來，我不疲倦地揭露我們當代的科學追求的非精神影響，科學的巨大範圍如今強加於每個人的嚴酷的奴隸狀態……生命是患病了，病於工業和機械主義的破壞人性，病於工人的非個人性……人們現在手裡拿著表思想，吃飯時眼睛盯著商業新聞——人們像總怕‘耽誤’了什麼事的人一樣活著”。
其實中國人原本不是這樣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精神事實上是非常從容和譫泊的。佛教進入中國之所以最終變成禪宗，實際上是中國人對現世生活一種非常入道的瀟灑。我們的老祖宗能夠得心應手地把現實與灑脫玩弄於心靈的平和之中。曾幾何時有一位僧人問慧忠國師：“永世不滅的佛法是什麼？”，國師面帶著一種超然的微笑輕輕說道：“你去把那邊的水瓶替我拿來。” 於是僧人按照國師的吩咐拿來了水瓶，國師又說：“再搬到原來的地方去吧！” 這就是佛法。依我看，中國古代之所以為世人流下了如此燦爛的文化遺產，正是我們那種怡然自得中飄揚的靈性閃動和悠揚。
但是今天的中國人已經完全失去了一顆平常之心。我們都被一種無形的、非我的、西方的、物質的以及焦慮的目標搞得神魂顛倒。中國人原本的那種灑脫不見了，我們活在一個別人為我們指定的規則裡面，我們正在走向一個別人為我們鋪就的一條通往心靈死亡的道路。於是在一個沒有了“我”的日子裡，我們便開始“懷著一種鄉愁的衝動，到處去尋找家園……”
《為什麼要比別人過得好》，這是發表在2002年第9期的《商界》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或許作者是一個所謂的“成功”人士，在他倍受心靈疲憊之後的一種深深的感悟吧：
當中國人把自己的人生目標設定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時候，意味著他們將一直在別人的眼光和尺度中生活，幸福是別人眼裡的幸福，痛苦也是別人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