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碩士抬了一下眼皮，告訴博士：“我沒有把燈泡的瓦數換大，相反我把它換成40瓦了。”博士更傻了：“不可能，換小了怎麼可能比原來還有亮，你可別蒙我”！只見碩士有點不耐煩了，一臉藐視地看著博士，說道：“怪不得別人老說你們這些學理科的人腦子就是一根筋，一點想象力都沒有，你只知道房間黑就不斷地換燈泡，難道你沒想過這房子的牆黑成這樣，燈泡再亮有什麼用？你沒看到我把牆刷白了？” 只見這位理科博士這時才注意到了原來發黑的牆壁已經在潔白的立邦漆中處處放光彩。博士這次是真的傻了，只見他瞠目結舌，兩眼透過厚厚的鏡片掃蕩著滿屋白牆，汗開始滲出他的面板形成露珠，他的大腦像似被桑塔納重重撞了一下，暈得厲害。此刻他想跟碩士說些什麼，但他看見碩士正躺在床上看著一本書，書名是《一個智者與一個愚者的對話》……
該反思的是教育本身
別以為這只是一個故事，真的，如今在我們這個社會中，諸如此類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比如一說起教育規劃，我們規劃者的思維就是如何增加教育投入、如何多蓋幾個學校，如何讓更多的人來接受教育等等，這自然沒錯。但是我們似乎從來都不考慮我們應該制定一種什麼樣的教育模式？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來培養一個真正全面發展的人？我們應該如何來教育出一代有良好道德品性的人？固然，燈泡是可以越換越亮，但我們目前似乎還沒有足夠的資金來保證財政不跳匝，即使能保證不跳匝，那麼在一片黑牆之中的光明能保證不讓黑暗來吞噬？作為一個社會來說，教育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是人人在道德淪喪的廝殺中如何憑知識技巧去搶得一塊麵包，還是試圖創造一個平和而充滿道德美感的社會讓人們從容地獲取財富？一位北大的中文系碩士生在他的《火與冰》一書中痛心疾首地寫到：
北大快沒有文科教育了。這似乎是危言聳聽。但我以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於“賦予社會和世界以意義、目的和方向”。就這一點來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學校長理查·萊曼在《美感生活中的人文科學》中指出，人文科學必須直面“做人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線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學告訴我們：在一個不合理、絕望、孤獨和死亡的現象與誕生、友誼、希望和理性的現象同樣明顯地並存的世界裡，人們是如何力圖創造一個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會的。人文科學還告訴我們，個人和社會應如何解釋道德生活，如何設法使這種道德生活成為現實，如何試圖使自由與公民的責任協調起來，以及如何得體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們逃避的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刻的需要。這裡傳授著知識，能夠轉化為金錢和權力的知識。擁有這樣的知識，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就足夠了。
中國的教育，已經到了對教育本身進行深刻反思的時候了！ 因為當一種教育正在捨本逐末地滅殺人之根本的時候，我們所培養出來的無非就是一些手段更高明的掠奪者而已，因為知識，一旦脫離道德和教養，它無非就是一種技能，它在成就一種輝煌的同時同樣可以製造罪惡，難道我們還見得少嗎？博士作弊、教授剽竊、專家制毒、擁有高學歷的企業家大肆行騙、就連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們都在制定十條《自律準則》來呼籲院士及科學家們要“捍衛科研淨土，院士帶頭自律。模範地恪守法紀和我國公民的基本道德規範、恪守科學道德準則；一切以國家、人民和全人類的利益為歸依，做全國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在這種時候，假如我們的教育還停留在傳授知識這樣一個淺層次上，在這種時候，假如我們還始終淪陷在一種對考試狀元的頂禮膜拜，那實在是太可悲了！當一個民族都來哄搶一本文憑並視其為成功的時候，我們所丟失的不僅是一個民族勃發的生命力，而且在這樣一個被哄搶的過程中，我們還丟失了我們這個民族應有的道德感和教養。因為就是為了這樣一本文憑，我們很多人被剝奪了一種自然的成長過程；很多人被剝奪了生命本來應有的燦爛；很多人被一種既定的灌輸而失去了自己動如脫兔的思維；很多人是被一種教育模式而雕刻成的一尊塑像；很多人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道德培養和良好教養的形成；很多人在得到知識的同時失去了很多人之為本的東西。到網上去看一看吧！有多少學生在哀述自己不幸的經歷；有多少學生在嘆息生命中無暖的冷酷；有多少學生在網路中發出苦悶的半夜雞叫；有多少學生控訴著當下的應試教育……
1992年的一天，一個12歲的加拿大小學生在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