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流成河”等模糊的數字用在送給上級的戰報中。胡適還專門寫了一篇《差不多先生傳》的文章批評對事物的那種不認真、不追根究底的態度。
應該說，中國古人對細節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如“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要知真放在真微”等，但為什麼這些思想在後來的社會發展中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習德國人的嚴謹精神和工作作風。我曾看到過一個有關德國人的資料。在德國訪問的一行中國人，向一名德國人問路，問多長時間才能到達他們要去的地方。那名德國人告訴他們怎麼走後就沉默不語。得到指點後的中國人便繼續朝目的地走去。過了一段時間，那名指路的德國人又追趕上來，告訴他們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到達他們要去的地方。這行中國人感到很奇怪，問他為什麼剛才不說呢？德國人回答說：你們剛才問的是要用多長時間才能到達目的地，而不是問到那裡去有多遠。要知道用多長時間才能到達那裡，就必須知道你們走路的速度，才能估算出到底需要多長時間。所以，我剛才看了你們走路的速度之後，我就知道你們到達目的地需要多少時間了。這種精確、細緻的作風令在場的中國人驚歎，也值得那些習慣於“馬大哈”的中國人學習（我以為，“馬大哈”一詞應是馬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