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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的轟炸仍在繼續。北約不但加大了投彈密度，又不斷增加波次，白天炸，晚上也炸，軍事設施要炸，民用設施也要炸。北約甚至轟炸了醫院和監獄。南斯拉夫當局修復好的發電和供電裝置又一次次被炸，整個貝爾格萊德一片黑暗。傍晚，我和戰友們吃完晚飯，到外面散步。街上沒有燈光，行人也很稀少，偶爾馳過的汽車，撒下瞬息即逝的暗淡燈光。沒有月亮，稀疏的星輝，隱在朦朧的夜色裡。憑這稀疏的星輝，依稀可辨建築的輪廓、前面的路徑。我們邊走邊談論一天的時事，當然最關心的問題，還是何時停炸。沒走幾步，空襲警報響起，我們只能返回住處。記得，一天晚上，我剛剛入睡，就被轟炸聲驚醒。那轟炸聲是如此逼近，好像有人敲打窗戶，彷彿那炸彈就扔在旅館的牆角下。我披衣起來，推開隔壁李銀堂的房門。我們倆住在一個套間裡，中間有門相通。我問他究竟炸了哪裡？他也披衣起來，我們兩人憑窗向外望。可是，窗子是雙層有色玻璃，既隔音，也不透光，又無法開啟，在窗前看了半天，只見茫茫無邊的夜色，偶見遠處爆炸的火光，那轟炸聲，忽遠忽近，經過玻璃的過濾，傳了進來。這時，沒有電視，也沒有訊息。我和李銀堂在窗前觀看良久，不得要領。李銀堂說，不管它，睡覺吧！我們又重新躺下，過了一會兒，在爆炸聲中矇矓睡去。
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中國大酒家吃飯。時值初夏，我們在大船上露天臨水的一面就餐。那一天，天空陰雲密佈，不一會兒，響起了雷聲，隨之也響起了轟炸聲。這雷聲和轟炸聲交織在一起，激烈地撞擊耳鼓，人們無法分清，究竟哪個是雷聲，哪個是炸彈聲。不一會兒，江對岸樹林的樹冠被齊刷刷地削去。在轟炸初期，陰雨天是不轟炸的，主要是炸彈找不準目標。而今，陰雨天照樣轟炸，可能準與不準這個問題已不存在了。這炸雷，不斷在腦後響起，彷彿炸彈就在腦後，使人無法平靜進餐。於是，我轉過身來，面對著這雷炸交加的叫板，心境就平靜多了。我想，這大約是因為俗語所說的“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革命烈士在行刑前，要面對敵人的槍口。我想起魯迅先生的話，他常常側著身子前行，為著躲過背後射來的暗箭。他還說：“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我也想起先生另外的話：目前的造物主“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為度，遞給人間，使飲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無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須使一切也欲生；他沒有滅盡人類的勇氣”。那天可能我已微醉，所以說些不著邊際的話。
又到了週末，應當想辦法讓大家鬆弛一下。可是，沒有電，自然沒有燈，沒有電視。旅館的發電機只給走廊和衛生間供電。這樣，我們約好在衛生間裡玩牌。玩著玩著，他們抽起煙來，衛生間本來不大，排氣系統又不運作，很快衛生間裡煙氣瀰漫。只有我不抽菸，他們看到我的窘境，順手遞過煙來。李銀堂半開玩笑說：大使，索性你也抽吧，反正在被炸的使館樓前你已吸進不少煙塵。是的，這些煙塵在肺裡排不出去，總感到呼吸不暢。回國後檢查身體，發現肺部有陰影，醫生給我開了一些消炎藥。重返貝爾格萊德後不久，咳嗽不止，去新貝爾格萊德醫院檢查，拍了片子。醫生將我來查體的訊息告訴了醫院院長，院長立刻請我到他的辦公室。這位院長同我關係不錯，我曾用大使基金為醫院贈送了20臺電腦，為此院長舉行了贈送儀式，還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我和他都講了話。院長看過我肺部的X光片，立即診斷我患肺炎。此後，在半個月的時間裡，他每天派護士到我的住處為我打針，然後讓我再到醫院檢查，結果陰影消失，我已痊癒。而在當時，由於北約漫天轟炸，留守人員心情壓抑，炸館之後，又為大家的內心投下了濃重的陰影。有的同志本來就抽菸，現在抽得更兇，有的本來不怎麼抽菸，這時也抽起來。而我呢，感到肺部不適，對煙有些厭惡。我對李銀堂及牌友們說，不行，我還是不能抽菸。我不能禁止他們抽菸，只有逃之夭夭。
當我們在北約漫天的轟炸中堅守陣地的時候，回到國內的使館同志們組成了駐南斯拉夫使館宣講團，正在全國各地宣講駐南使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