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釀造的毒藥。成克傑、胡長青、王懷忠、慕綏新、馬向東、田鳳山、李真等等這些貪官們，都是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絕路。古人云知足者常樂，平平淡淡裡才是真，這些簡單的話語，其實真的是包含著豐富的哲理。�
人生就這麼幾十年，在歷史的長河裡人生是這麼短暫，一不留神就會走到了頭。所以，以平常心活著，對每個人來說是最重要的事了。但面前這個曾經叱吒風雲的人如此這般地活著，卻沒有了任何意義，生不如死，滋味很苦啊！郝智思緒紛亂地想著、想著，不知過了多久，後來不知咋的，他在心裡背誦起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這樣連續背誦著，心潮起伏的郝智，不知什麼時候已開始淚流滿面了！���
二00三年秋至二00四年夏初稿
二00四年十一月修改
後記
連小說的構思都沒有，卻把《後記》寫好的人恐怕不多吧！而我卻是這樣另類的一個。 �
我屬於崇尚輕鬆、快樂的生活，喜歡在打抱不平和伸張正義中尋找快感的那種人，所以心態一直停留在二十郎當歲時的時間隧道里。但無論怎樣，走過四十歲這道坎卻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也真奇怪，當兩年前一邁過四十歲時，本來良好的心態突然變得空蕩蕩了。過去我
非常喜歡交朋友，長期沉湎酒場，曾經創造過一次喝下18瓶啤酒的記錄，現在感到再這樣下去已難以忍受了。於是，茫然中的我，開始尋找起無論對家庭、對自己，還是對社會、對生活有意義的事情來。�
該做什麼好呢？在苦苦尋覓中，二十年前做過的文學夢又“沉渣泛起”。�
打小起，我就算調皮搗蛋又喜歡看書的那類孩子，特別是看起小說來更是不管天塌地陷的。記得剛上小學時，在外地工作的父親來信說他最近正在看一本叫《烈火金剛》的小說，我馬上心急如焚地懇求他將書寄來。拿到書後我真像一個飢餓的人撲在麵包上，如飢似渴地讀了起來，直至今天還記得“史更新死而復生，趙連榮捨身成仁”的故事。然而，大量的閱讀在當時並沒能幫我提高寫作水平，反而因為知道寫作艱難，害怕寫作文了，只要老師佈置作文，我心裡就直髮怵。記憶裡，我的作文倒是叫老師念過幾次，但那不是作為好的範文，而是當作“反面教材”。�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傷痕文學興起後，我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千萬人擁塞在文學小道上的盛況。當時處於高考失利後尷尬境地中的我，懷著滿腔熱血熬油點燈幾個晝夜，炮製出一篇幾千字的小說，寄給省裡一位和我家有些交情的著名作家。很快收到她的回信，當我激動萬分地開啟印有鮮紅“編輯部”大字的信封時，薄薄一頁紙上的寥寥數語，卻像一盆冷水給我當頭澆下。她說：你的小說沒有一點生活，純屬胡編亂造，而且文字功底極差。文學創作是一項極為艱苦的勞動，來不得投機取巧……等到滿頭的“冷水”蒸發後，天性不服輸的我繼續嘗試寫作，不久後有一篇反映老幹部過年受冷落的小小說最先變成了鉛字，之後又有幾篇小說和報告文學發表，但這些東西都和生活有一定的關聯，而那些在理想和夢幻中編造的、壓根兒沒一點生活的故事，幾乎都成了一團廢紙。�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文學的小道不僅不再擁擠，甚至連人影都難覓了。“為了生活，人們四處奔波”，就像這首歌裡所唱的那樣，為了工作和家庭，我也開始了生存的奔波，把神聖的文學只當作海市蜃樓般可望而不可及的夢幻。�
為了輕鬆的生活，為了尋找正義的快感，同時也為了急功近利想賺幾個稿費把口袋弄得鼓一點，我搞起了寫得快、好出賣、有讀者的“短平快”的新聞寫作，被多家媒體聘為特約記者或特約撰稿人。十多年間，先後有近3000篇合計百萬餘字的各種體裁的新聞稿件散見各級、各地、各種媒體，並有比較難寫的新聞言論在《人民日報》、《中國人大》、《中國青年報》等媒體上刊登。近年來，出於強烈的正義感，也是為了贏得媒體的青睞，我把偏重於出力不討好的輿論監督和社會新聞作為自己的採訪寫作方向，連續幾年中，每年都有五六十篇大小批評稿件在各種媒體上刊登，有數十篇得到高層領導的批示。就像一位被批評的物件所說的，那些批評監督報道真像鋼刀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