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江南之民命竭於輸■,太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為害也。
甚至有人把“都燕”認做是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這些論說,概括起來,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出發點,即他們都把北京的優劣與邊防相聯絡,把北京作為邊防前線。把遷都北京當做“鎮壓北虜”的措施來評價。北京有優點則在於它可以“據險防邊,居外馭內” 反之,北京有缺點,則在於它以天子守邊,易受攻擊。
如此評價遷都,是否確當?朱棣遷都之本意究竟如何?我們有必要追究一番。
永樂遷都,應追溯到朱棣初即位時。燕京是朱棣的“龍飛”之地,朱棣一即位便有遷都的打算。永樂元年,朱棣下詔以北平為北京。永樂四年閏七月,朱棣下詔建北京宮殿。永樂七年以後,朱棣多次北巡,長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監國南京。在北京設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章都要執行在所。其時,北京已經成為實際上的政治中心。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建成,九月丁亥,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為京師,正式遷都北京。
朱棣方遷都時,便遭到不少人的反對。永樂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耗費巨資修建多年始告完成的北京宮殿奉天、華蓋、謹身三殿被一場大火燒燬。朱棣以天變示警下詔求言,群臣又紛紛提出不該遷都的問題。朱棣震怒,將主事蕭儀下獄瘐死,並說:“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朱棣命跪午門外質辯。 《■衣生集》記載:“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略哉!’”
什麼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各書無載,不得而知。於是,後人不斷地提出自己的解釋。丘浚說,朱棣“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此” 。袁袠說,“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 。鄭曉說:“京畿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谷馬果窳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 孫承澤說:“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即不得聞,以餘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之始也,……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宜遷二;……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於滷,吾今子孫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 都下,足與滷角,宜遷四。”
如此眾說紛紜,不外以下五點:一、北京為朱棣龍飛之地;二北京形勢優越;三、北京物產豐富,供給方便;四、可以控制渚胡;五、足與虜較。
明朝自洪武時起,便存在著北方蒙古諸部的威脅,但是,由於明軍的一再打擊,由於明朝政府的懷柔政策,更由於蒙古內部的分裂、紛爭,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樂年間,蒙古對明朝所造成的危險程度已經大大下降,否則,明朝不會有力量同時進行塞北、交南的戰爭,或者鄭和下西洋的大規模活動也會受到影響。正統以後,蒙古的威脅日益嚴重。與其說是由於蒙古力量的強大,不如說是由於明朝力量的衰落。只是在這時,蒙古問題才成為朝政的一箇中心問題。上面所舉明朝中後期人們對遷都原因的推測,都是囿於自己的時代,從自己所處時代的邊防現實出發的。它反映了明朝北邊從向外發展到向內收縮,從積極出擊到消極防禦的轉化。永樂時期根本用不著以遷都這樣舉國震動的措施來對付蒙古,說遷都僅僅是為“足與虜較”,或說僅僅是為了對付蒙古,顯然不符合明初的歷史事實。
如果遷都不僅僅為對付蒙古,那麼朱棣的英雄之略又在何處呢?我們還是考察一下永樂時期的人是怎樣說的吧。
永樂元年正月辛卯,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統,而於肇跡之地皆有附崇。切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為北京。”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復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北京,臣工等上疏曰:“北平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矧河道疏通,漕運日廣,商貨輻輳,射貨充盈,……望早敕所司,興工營建。”六部都察院等官覆上疏:“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誠有待於今日。”
永樂十八年,北京新殿成,十一月戊辰下詔有言:
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