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末社會經濟情況惡化，無力供應皇族時，這些沒有謀生技能的子孫只能去當僕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貧，屬於社會最底層，做了皇帝之後雖然生活上比較儉樸，但排場上一絲也不能含糊。他特別強調等級尊卑，一旦有誰不注意越了規矩，處罰非常嚴厲。
弗洛姆：你們兩個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著重指出一點：任何一種精神問題其起源都是複雜的，一個簡單的模型不會說明所有因素。在我看來，朱先生的問題至少還有兩個側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會人格，以及囤積心向。
從你們的敘述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朱先生難以控制他的暴力攻擊、汙辱他人傾向，並且行為中缺乏道德標準，沒有羞恥感。他充滿強烈的虐待狂衝動，他從使他人遭受不幸與受其統治中獲得滿足、尋求歡樂，這是反社會型人格的重要特徵。造成這種人格障礙的原因應該是早期情感剝奪、社會歧視兩大因素。朱先生起義前的很長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對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響，這一點不容忽視。
中國的小農社會造成社會心理中的囤積心向，在這一點上，朱先生也有明顯表現。有囤積心向的人的特徵是重秩序和條理，他們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積的節省上。在他們看來，外部世界在威脅、衝破其牢固的陣地，井然有序意味著已控制了外部世界，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險，就須把一切東西放置、儲存在適當的位置上。朱先生為自己的子孫和人民制定了那樣多的規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解釋———他想把一切固定住。他對人民的活力有一種天然的恐懼。他們那種強迫性的清潔是要擺脫與外部世界接觸的另一種表現。在自己藩籬之外的任何東西，他們都認為是危險和“不清潔的”。他們透過強制性的洗滌，以消除有威脅性的接觸所帶來的“汙染”。所以，朱先生採取了一定的閉關鎖國政策，在歷代偉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對擴張領土沒有任何興趣。相反，他對外國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並且把“裡通外國”這樣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頭上，以此強化人民對外部世界的恐懼。與他人建立親密的關係被視為一種威脅，只有遠離或者佔有他人，才被看做是一種安全。從他這一代開始，中國明顯地內向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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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心理諮詢記錄（9）
朱元璋：剛才諸位先生說了那樣多，我大略聽懂了。先生們都是好意，為我的病。可是有些話，說得我心不服。譬如說我虐待狂，說我無德。我確是嗜殺，但那都是不得已而為之啊。為一國之君，過於仁柔，如何摧並強暴，護助弱小？我正是為了維持天下道德。弗先生說我殺人時快樂，憑天發誓，我從沒有過，我只是生氣啊。
弗洛姆：這涉及一個基本的心理學常識———文飾作用。朱先生的話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價值觀的影響，人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有施虐傾向，所以人們會在心理上抑制這種“不道德”的衝動。然而，弗洛伊德已經揭示，受到抑制的衝動依然會發生作用，只不過這種作用是隱蔽的，行為者自己往往還矇在鼓裡，不知道究竟幹了些什麼。虐待狂患者就不會察覺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還滿以為他統治他人是出於對其關心，讓他們獲得最佳利益，他這樣做是出於強烈的責任感。
張宏傑：由於時間關係，我們的討論不得不結束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給朱先生什麼樣的幫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礙一旦形成，就難以改變。這就是所謂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卡倫：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因為患者的心理問題大部分是早期經歷形成的，我們透過幫助患者回憶和分析自己的經驗，可以部分達到心理矯治的目的。然而，在這個病例裡，我們遇到的最主要問題是文化障礙。事實上，坦率地說，中國文化中的許多成分，在我看來就是心理症狀的表現。例如剛剛弗洛姆所說的囤積心向問題。中國人的世界觀是靜態的，這必然導致囤積心向。而且在中國文化中，互不信任是個根深蒂固的傳統———“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到朱先生時代的中國去旅行的時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個城鎮都花了極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築了堅固高大的城牆。這些城牆，是中國人猜疑心理的極好象徵。朱先生的屠殺大臣，何嘗不是“斬草除根”這一古訓的忠實體現呢？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朱先生的心理問題，就是這個民族的心理問題。另一方面，朱先生個人，對整個民族心理疾病的惡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對這樣的現狀，我想解決的辦法還應該是中國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