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跟門衛說了些什麼，總之那個放我們進來的門衛還允許我拍幾張照片。我假裝聚焦在地面或是院子的建築上，但實際上我在想方設法儘可能多地拍攝這些孩子。院子裡有些成年人，他們有所顧慮地看著我，然後聚集起來，聲音越來越大，表情也越來越嚇人。查爾斯察覺到我們或許越界了。他要我趕緊撤出院子，並和另外一名同事在一邊掩護我，分散這群人的注意力。我好不容易撤了出去，爬到車裡。另一個和我們同行的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坐在車後排等我們。
剛剛那一幕太讓人震驚了，而且天氣炎熱，更加讓我吃不消。當你透過鏡頭，看到小孩兒們被拴著鏈條，你要不斷提醒自己這是21世紀，這一幕不是什麼不真實的噩夢，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他們的臉龐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臉上寫滿悲傷和疲憊，然而又因為有人注意到了他們而覺得好奇。有時，這些學校會說，他們正在讓這群孩子體驗乞丐貧困的生活，從而強化他們在今後的歲月裡回饋社會的意識。然而從我那天的所見所聞來看，我覺得這樣做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家長要把小孩兒送到那裡去？
然後，我看到一個白色條紋狀的東西向我們的車衝過來，是一個大概十幾歲的年輕男子，他穿著一身白色的衣服，面露兇色，猛地把車前門開啟。他坐上駕駛位，伸手想要摸到變速器操縱桿啟動車子。我從後面抓住他的手臂，這樣他就不能把變速器從空擋變為一擋。另一個同事見狀，趕緊跳下車，開啟駕駛位的車門，然後把這名白衣男子拖了出去。這時候查爾斯和世界宣明會的工作人員也撤離到了車裡。這群暴徒圍繞在車子周圍，查爾斯慢慢開動車子，即使他們大喊大叫，不斷靠近我們，一些人還用力敲打我們的車，查爾斯也沒有剎車，最終我們終於突出重圍，開走了。
查爾斯告訴我，根據他對這個教派傳統的瞭解，穿白衣服的男子想要開車直接撞牆。如果他撞毀了我們的車子，造成我們的死傷，就算他自己跟我們同歸於盡了，他也會被這群憤怒的人當作英雄一樣來對待。
我們在那個院子裡面停留的時間很短，其間我只拍了一卷膠捲，36張照片。對我而言，最讓人心酸的一張照片是一個剃著光頭，戴著腳鏈坐在地上的悲傷的小男孩，他正在讀一本宗教的書，他把一些舊襪子墊在踝骨處，這樣一來，腳鏈就不會硬生生地摩擦腳踝。我把這些照片沖洗出來，寄回塞內加爾。我的一個聯絡人把這個小男孩的照片和其他幾張照片一道拿給了當地政府官員，控訴這個院子裡的小孩兒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一開始，官員對此予以否認，但是照片卻鐵證如山。據說此舉的成效就是，醫生可以進入院子裡給小孩兒進行身體檢查。
我已經記不清楚我的照相機給我惹了多少次麻煩了，要麼是因為我看到了一些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該看到的東西，要麼是因為我鋌而走險拍攝各種各樣的動物或者地貌。但是分享我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已經成為我人生的一部分，現在我已經不能把我的慈善事業和攝影分隔開來。我已經出版了幾本攝影作品，內容有關瀕危物種和棲息地，以及全世界窮人的生活經歷。我用攝影來解釋我在做什麼，以及我為什麼這樣做——即使在可怕的或者被忽視的環境下，人們依然頑強地和暴君對抗，和命運抗爭，我想做的就是讓人們見識到他們這群人的高尚和尊嚴。我曾親眼目睹苦難給人們帶來了怎樣的個人傷害和群體傷害：例如容納了上萬名難民的難民營，沒有人願意想起這些難民或是和他們打交道；又或者是正在侵蝕雨林的刀耕火種式農業。有意思的是，我對攝影的熱愛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然而一開始我並沒有這個追求新鮮刺激的愛好，它是來自我妻子德文的一個禮物。她認為，拍攝大自然能夠讓我靜下心來，變得有耐心。
我們的西部
在我二十幾歲操作著一些大型裝置從事耕種的這一段冒險經歷中，我娶了一個名叫馬西婭·鄧肯（MarciaDuncan）的奧馬哈女子。雖然我們本意都是好的，但是最後我們並不合拍，所以結婚沒多久就離婚了。我當時還很年輕氣盛，焦躁不安，也不知道接下來的日子我要幹什麼。我向父親征詢意見，說我想去由他敬重的人開辦的公司裡學習學習。我們討論了幾個選擇，都是伯克希爾公司控股的不在奧馬哈的公司。父親說，他會幫我找一份工作，“但是你要從底層做起”。我完全可以接受。最終我選擇了加州的時思糖果（See’sCandies）。
我一開始工作的任務之一，就是和時思的一位備受信賴的資深維修工程師一起出差。時思糖果的店面幾乎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