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發行洪憲六厘公債二千萬元，因商民拒絕認購，僅得七百萬元；而在1914年8月發行公債二千四百萬元時，認購很快超過原額一百四十餘萬元。由此可見袁政府推行帝制的，失去了商民的信任。
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是反帝制的先鋒，是當時人民的代言人。他們最先揭露袁氏稱帝的野心。“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等人沒有向腐惡的封建勢力屈服，始終堅持建立民國的政治信念，並決心以從前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精神，反對袁的獨裁統治。為了重新集結革命力量，孫中山於1914年7月在日本組成中華革命黨。以黃興為首的一部分人，不同意黨章中的若干細節規定，拒絕加入，而以“歐事研究會”的名義進行活動，形成國民黨的另一派別。孫中山與黃興的意見分歧，削弱了反袁力量，使袁認為有機可乘。1915年10月駐日本橫濱的一個坐探密報梁士詒說：“帝制可進行，孫、黃分家。”＇1＇梁轉呈袁世凱，袁大為高興，遂加快了稱帝的步伐。實際上，革命民主派內部雖有意見分歧，但反對帝制的態度卻是一致的，而且他們都重視武裝討袁。
孫中山於1915年夏就決定組織中華革命軍，並不斷派遣黨員潛往上海、江蘇、廣東、浙江、湖北、湖南、遼寧、陝西等地，聯絡軍隊，先後舉行過多次武裝起義。由於孫中山沒能認識到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沒有提出符合農民切身利益的口號，更沒能在行動上和農民的反抗鬥爭建立真正的聯絡，所以武裝起義的規模很小，都沒有能取得勝利。其中最有影響的一次是在1915年12月5日發動的上海肇和軍艦起義。當時，袁氏正得意地製造民意，革命黨人在上海策動肇和軍艦起義，炮轟製造局，並分兵進攻警察署和電話局，計劃佔領上海。在北洋軍的圍攻下，起義很快遭到失敗。然而，這次起義顯示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制的決心，對袁氏製造民意的陰謀活動是一次有力的揭露和衝擊。
中國各階層人民的反抗運動，是決定袁世凱敗亡的最根本的力量。正是這種不斷高漲的反抗怒潮，迅速地影響到統治階級內部，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認識到恢復帝制是徒勞的，從而分化出反對派來。
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大都對袁世凱推行帝制感到焦慮不安。早在1914年底梁啟超就已辭掉幣制局總裁，不欲再“然屍高位而無所事事”。次年初更進一步發牢騷說：國民“積年所希望所懷想遽一空無復餘”。“舉國沉沉，悉含鬼氣也”。＇2＇4月末，他見“國體問題已類騎虎”，遂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勸袁氏懸崖勒馬。他說：“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為眾矢之鵠，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長萑苻之志。啟超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還說：“立國於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歸於淘汰。”並懇切要求袁“稍捐復古之念，力為作新之謀”。＇3＇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梁終於對袁氏完全失望了，並預見到他必然垮臺。為了掌握袁垮臺以後的局面，他毅然決定反袁，而且決心爭取反袁鬥爭的領導權。他在給同黨的信中說：“當此普天同憤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將有煽而用之假以張義聲者，我為牛後，何以自存？”＇4＇
籌安會出籠後僅一星期，梁啟超就撰寫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批駁楊度的《君憲救國論》，蹈瑕抵隙，不遺餘力，並提了自己的答案。他列舉國內外的具體事實，說明袁世凱稱帝一定會垮臺，落得身敗名裂。袁世凱探得訊息，曾派人賄賂他二十萬元，說是送給他父親的壽禮，並示意其文不可發表。他婉言謝絕，並把文章錄寄袁氏。不久，袁又派人來威脅說：“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他斷然回答道：“餘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餘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5＇他的文章道出了官場上人們朦朧感到還不能說透或不敢說的話，因此發表後風傳一時，產生了很大影響。
與此同時，在北京做官的一些進步黨人，除被袁世凱收買的參政院秘書長林長民等外，＇6＇大都藉故掛冠而去。農商總長張謇請假回原籍南通，抵家鄉後立即遞上辭呈。教育部長湯化龍辭職躲到上海。熊希齡以省親為由，離京回湖南原籍。參政院院長黎元洪託詞有病，堅決辭副總統，拒不出席參政院會議。雖然袁世凱極力挽留他們，終不能使他們回心轉意。
進步黨人所察覺到的危機，北洋軍閥段祺瑞、馮國璋和徐世昌等人也同樣有所覺察。並且，他們還懷著一種說不出口的憂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