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真的終結了“積貧積弱”的危機嗎？在宣德樓上，身軀高大肥胖的尚書左丞蒲宗孟，神采飛揚地活躍在人群之中。他一會兒竄至後宮妃嬪面前，指點廣場上歡騰的京都黎庶、英武的禁軍士卒、跪地的西夏戰俘，滔滔不絕地讚頌著皇帝的“偉業顯赫”；一會兒走到宗室王公面前，口角生風地解釋著“獻俘”與“大赦”的“威恩並舉”，並以秦皇漢武沉迷“武功”而忽略“文治”的偏頗，襯譽今日之輝煌，不時地把暗含沙石的冷言冷語，撒向憑欄沉思的門下侍郎章惇、尚書右丞王安禮和知樞密院事孫固……
章惇此時雖在憑欄眺望，但他的思緒，正在痛苦悽楚中交織著，根本沒有去聽蒲宗孟的高談闊論。十四年前開始“王安石變法”的主要人物，現時只剩下他孤子一人了。隨著王安石、呂惠卿、曾布、呂嘉問的離去，“變法”只留下了一個不毀不滅的空殼，自己的留任中樞也許只是這個“空殼”的印記罷了。這幾年來，他主管三司，對“新法”的實施情況最為清楚，“青苗法”在許多地方已不再實行，“均輸法”在許多地方已經為富商大賈把持，“市易法”大多早已停止，“農田水利法”這幾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