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隊員家裡表示感謝，此時他已經是滑縣法院審判庭的庭長了。那個治保主任鄭八後來對此一直懷恨在心，以後凡是運動都把我們家人往死裡整。鄭八的父親是個本分人，他兒子在外面作惡，老頭看不慣卻也管不住，只好經常來我們家串門罵鄭八。老頭子有點結巴嘴，說到激動之時，急得用手拍著膝蓋，罵道：“媽的個……×，我，我……咋，咋生出這麼個畜，畜生兒子！”
我的母親有兄妹四個，我母親是家裡的老么，比大姨小十八歲，比舅舅小十三歲。大姨是長女，出生於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三年經人介紹認識了在鄭州國棉六廠當工人的大姨父，後在一個集體企業當了工人。大姨在大饑荒時期因為自己省下來往家送糧食，落下了渾身病根，在長期治療中又引起不少併發症，有腎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結核、高血壓、心臟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過居然能挺到現在，也算是奇蹟。
大姨之下還有一個弟弟，十二歲時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於一九三八年，初中時成績優異，因為外公判刑、家裡太窮輟學。舅舅是學校裡有名的尖子生，輟學時老師跑到家裡力勸外婆，不要舅舅輟學；後來連校長都驚動了，親自到家裡為舅舅說情。但當時家裡實在窮得揭不開鍋了，又恰好有個招工到河南信陽的機會，外婆狠狠心還是讓舅舅輟學當了工人。六十年代末期，我舅舅調到河南新鄉某印染廠當車工。一九七九年的一天，舅舅正在幹活時，一粒飛濺起的鐵屑深深插入了舅舅的左眼，導致舅舅左眼失明、右眼接近失明，只得退休回老家務農。由於鐵屑緊挨著腦部神經，因此摘除左眼時醫生不敢把鐵屑拔出，因而至今那個鐵屑還留在舅舅顱內。
我的父親有兄妹五個，我父親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於一九二七年，長大後考上了河南大學，後參加了國民黨河南省主席、第十九軍團張軫的軍隊，上尉軍銜。一九四九年五月，張軫部隊在漢口的金口陣前起義改編成為解放軍，大伯就留在了武漢。大伯有文學方面的才能，解放後成了部隊作家。一九五四年武漢軍民取得了抗洪鬥爭勝利，他寫了一篇單絃《江邊遊》，成為當時膾炙人口的作品；此外還寫了一部話劇《北定中原》，被各軍區文工團競相搬上舞臺，名噪一時。他曾兩次作為“部隊青年作家代表”在國慶時登上過天安門的觀禮臺，其中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十週年國慶。大伯還曾作為隨軍記者參加西藏平叛，寫了大量的通訊、隨筆，還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平叛後從農奴主莊園挖出被活埋的農奴的情景，那是父女倆，剛被活埋幾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時，中央承諾不干涉西藏內部制度，所以農奴主依然有權處死農奴），死時表情十分痛苦。大伯還親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臟。“文化大革命”期間大伯捱了整，被開除軍籍、黨籍，押送農村改造。一九八○年，大伯獲得平反，重新恢復了軍籍和黨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確山縣長的千金，兩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中大伯捱整時她與大伯“劃清界限”，大伯平反後與之離異。二○○一年夏天，大伯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師範學校讀書，在其男友、中共地下黨員張××影響下參加了學生運動。解放後大姑當了中學教師。大姑父張××解放後先參加抗美援朝，回國後到《解放軍報》社擔任編輯工作。當時《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起被稱為“兩報一刊”，政治地位非常顯赫。大姑父是個好人，但就是熱衷於政治，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緊跟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注」李訥當時化名肖力，在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報》社）造反奪權，成為《解放軍報》社的實權派。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姑父也遭到清查並降級使用，調到一家部隊農場任領導職務。大姑在“鎮壓反革命”時期遭誣陷入獄，身心受到極大摧殘，於一九六七年病逝，去世時還不到四十歲。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讀高中，國民黨潰敗時隨學校南遷，半路上被解放軍圍住繳械。當時解放軍裡缺文化人，動員青年學生參軍，於是十六歲的二姑就參了軍。二姑剛參軍就參加了淮海戰役，在前線認識了擔任解放軍汽車連連長的二姑父，後二人隨部隊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戶。我的二姑父原是運輸資本家的兒子，後來參加解放軍，解放後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統工作；二姑則在轉業後任一所中學的校長。文革期間，二人均遭到殘酷迫害，其中二姑在批鬥會上被紅衛派打成顱內出血，淤血堵塞了腦部血管造成左腦萎縮，走路時搖搖擺擺的，至今未能恢復。文革結束後二人獲得平反昭雪，現均已離休。二姑被政治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