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趣，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商人有文化，則氣質、智力、判斷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較高，在商品市場瞬息萬變、供求之間盈虧莫測的情況下，善於審時度勢，精於籌劃，因而獲利不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與官府交往，同顯貴應酬中，便能言語相通，應對自如。
“賈而好儒”不僅是徽商主動適應商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徽商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商中許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較良好的儒學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說教、倫理道德，自然就成為他們立身行事、從商業賈奉守不渝的指南。在經商中，眾多徽商總是誠信為本，仁心濟世，禮讓待人，由道取財，以義為利，表現出儒道本色、人皆嘉許的商業道德。這樣便造就了一批批受人敬佩的誠信儒商。
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徽商知識廣博，喜歡談論文化事，在做生意的過程中，喜歡來點文化義舉，或文化投資。因此，徽商走到哪裡，哪裡的文化就繁榮。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
“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出身於貧寒人家，30歲到揚州時，幾乎無法立足。當時，由於揚州商業繁盛，消費水平很高，且大批詩人、畫家來到揚州，競爭十分激烈。幸運的是，汪士慎到揚州不久，就得到了徽州鹽商馬曰、馬曰璐兄弟的熱情接待與支援。
馬曰（1687~1755）是清代著名鹽商、藏書家，祁門縣城人。馬曰家庭豪富，但為人慷慨，熱心地方公益事業，曾捐資開掘揚州溝渠，築漁亭孔道等。馬曰喜愛考校典籍，家中專設刻印坊，不惜費資刻印書籍，當時稱這一批書為“馬版”。小玲瓏山館又是馬氏藏書樓名稱，藏書多達10餘萬卷。
當時，能進入馬氏兄弟的街南書屋或小玲瓏山館，對任何學者、詩人、畫家來說都是一種榮譽和慰藉。汪士慎正是在馬氏兄弟的支援下，才得以聲名遠揚。馬氏兄弟在扶持藝術上，不吝金錢，長期不懈，樂此不疲，還帶動了一批好此道的徽商，使“揚州八怪”的作品被大量收藏，最終走向市場。
“揚州八怪”並不是徽商手中的股票，許多支援“八怪”的商人是出於真正的喜好。這也反映出徽商對文化的重視，體現出眾多徽商的儒商風範。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翻開徽州的地方誌及相關文獻，“賈而好儒”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徽商能在明清兩朝興盛數百年，以致留下“無徽不成鎮”之說，少不了儒學對商業的影響。今日商業大勢之繁榮，遠遠勝過明清兩朝，現代人要經營好今日的商業，則更須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因此徽商“賈而好儒”的歷史經驗，今日還大有可取之處。
重視智力投資
明清時期是徽商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徽州的文化教育也特別發達，英才濟濟。這與徽商不惜財力興辦教育大有關係，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那就是徽商重視智力投資。
在徽州古民居西遞有一副著名的對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這副楹聯告訴徽州後世子孫：書讀好了，生意做好了，效果好了，什麼東西都好了。以商從仕，以仕從文，以文從官，這樣有機地把徽商、儒商和官商的三商融為一體。由此也可以看出，徽商不光是崇商敬賈，而且還是興文重教的。
徽州人文化底蘊深厚，“富而教不可緩”是徽商篤信的信條。徽州人在經商致富後都十分重視發展教育，重視對人才的培養。他們在“振興文教”上總是毫不吝惜地輸金資助。為了讓更多的子弟習儒就學，徽商積極捐資，廣建書院。
歙縣棠樾大鹽商鮑志道，曾捐三千金修紫陽書院，捐八千金修山間書院。歙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