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氳諞淮問瀾鞝笳降�1917年，28歲的李普曼也沒有選擇從軍，他覺得前線多一個他這樣的小夥子其實沒什麼用，於是他成了海軍部長的助手，一年後開始幫助威爾遜總統起草“和平十四條”。
如今我終於可以不再為李普曼辯解了，他就是畏懼危險。在哈佛唸書時，李普曼有一位同樣才華橫溢的同學叫約翰·裡德，與前者的冷靜乃至冷血不同，裡德總是渴望動盪的生活。十月革命時，他興沖沖地跑到那裡，寫了《改變世界的十天》，接著他又前往墨西哥報道革命事件。他像蘭波一樣在很年輕時就死去了，卻成了美國革命青年的象徵，他的作品也同樣進入了美國文學的不朽殿堂。
在24歲之前，我都以為自己是約翰·裡德式的人物，如今卻悲劇地發現自己是如此畏懼危險。在表面的熱血沸騰下，我更習慣平靜的生活，我也從不想真正瞭解他人和我並不熟悉的世界。我認為李普曼對於暴力與動盪的恐懼，使他對於所謂一線的報道持有懷疑態度，他對抽象的概念比對活生生的事實更感興趣。就像一位朋友所說的，我是否真的像賽納河左岸的知識分子，擁有35歲的頭腦與65歲的心臟。
邁克·凱利刺穿了我的虛偽，因為他擁有我尊敬的一切。他不是BBC或是CNN那些扛著攝影機、肌肉明顯比頭腦更發達的機械的記錄者，他是一名真正的作家、一名偉大的編輯。他的簡歷光輝奪目。在奔赴伊拉克之前，他剛剛辭去《大西洋月刊》主編的職位，而在過去的兩年中，他已使這份倍受尊敬但日趨衰落的雜誌重新煥發了生機。他尋找更好的作者，新增了更多尖銳的評論，使它更貼近正在變化的世界。他對於政治的執著，使《大西洋月刊》變得更為硬朗。在 “9·11”之後，是他果斷地派出最好的調查性記者，斥資20萬美元完成了2002年4月號的《薩達姆的世界》，確實是精彩異常。而在入主《大西洋月刊》前，他是美國《國民日報》（National Journal）的主編。要不是他與出版人發生爭執，他現在可能仍是《新共和》雜誌的主編。作為《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他的右派言論雖然讓我不舒服，但我卻無法懷疑他在新聞報道與編輯上的才華。
1991年海灣戰爭前，他需要努力說服《波士頓環球報》與《紐約客》派他前往中東，但僅僅6周後，他生動的敘事能力與獨立性報道便奠定了他在新聞界的聲譽。而12年後，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46歲的邁克·凱利為何重回戰場？ “他希望成為一個見證者，”他的一位同事說，“他彷彿就為了戰爭而生存，對此充滿熱忱。他希望看到第二次的行動。”相對其他記者，他有更明確的政治傾向性。他說 “暴政是場災難……就像奧威爾寫道的，就像軍靴在人類的面孔上的踐踏”。他的老闆大衛·布萊德利在邁克·凱利死前的一天曾與他透過電話。大衛回憶說：“他頭頂星空，像孩子一樣在睡袋中入睡，他對我說，他已經寫滿了10個筆記本。接著他把電話挪離耳邊，說道，‘你聽到導彈的聲音了嗎？’”
還有什麼比這句話更能打破生活的沉悶嗎？在過去的3周裡，戰爭與非典型肺言的報道令人厭惡非常。一方面是我們陷入了巨大的麻木之中，另一方面是面對著變得極度脆弱、戴著口罩的人群，我們似乎失去了情感，更失去勇氣。我回憶起麥克阿瑟，那位大大咧咧的將軍曾在一戰時說：“整個德國都造不出一發打死麥克阿瑟的炮彈。”
戴著口罩與躲在抽象的文字背後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都畏懼面對現實的生活。我喜歡凱利年少時說的“我渴望成為世界的一部分”。我不知道這場戰爭將怎樣改變我對於世界的態度，但有一點的確清晰起來，即智力不能解決一切，很多時候，我們更需要勇氣。我也不知道邁克·凱利的生活態度能夠鼓舞我多久，或許一週後我又將回復從前的狀態。我常常標榜自己是生活的旁觀者，渴望能夠描繪事件的整個輪廓，但我現在越來越懷疑這種努力是否具有價值，因為你可能從不瞭解具體的情況。邁克·凱利給我的最重要的啟示是，世界上的各種聲音，不管是來自書本中的聲音，還是天上的導彈的聲音，都值得我們去傾聽，我們要隨時準備拋棄已經獲得的穩定生活，投身於另一場或許會送掉性命但卻有著未知的快樂的新活動中，這是一個記者，更是每個人都應具備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