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希望自己的觀點可以有益於公眾，而非激起他們的狂熱。
報紙與雜誌在英國式的啟蒙運動中發揮了關鍵影響。1770年，倫敦有9份日報、50份週刊，每年總髮行量是1200萬份。愛狄生、斯蒂爾這樣聰明的觀察者與思考者透過這些報刊，不斷向公眾灌輸著知識精英們的理想與追求和那些不斷湧現出的發現。一個龐大的閱讀群體在英國形成了，英國公眾們透過廉價的印刷術越來越詳細地瞭解到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探討愛狄生的隨筆成了18世紀中產階級們的日常話題，這種探討背後，可能正是亞當·斯密對於經濟學的重新定義。而在這樣的閱讀群體中，階級之間的對立已經不再那麼明顯了，民主成為一個越來越可能實現的目標，理性則自然成為其生活的指導原則。
至於婦女們，在18世紀末，小說成了她們主要的精神生活。寫作與閱讀小說，讓婦女們逐漸擺脫了男權意識與階級差異。
在羅伊·潑特看來，英國的知識精英與報刊作家們將啟蒙精神真正地帶入每一個英國家庭中，讓啟蒙所追求的“理性”成為英國公眾普通生活的必要元素。而這樣的結果必須要感謝商業印刷術的成功，正是技術的革命促使了資訊的極大豐富，使討論與客觀成為可能—在繁雜的事物中，運用理性是基本要求。
歷史從來都是偏愛戲劇性變化的。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