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廳（紀念哈羅德·羅斯）”點上一杯橙汁與一份燕麥片。他還受不了自動電梯，多年之後《紐約客》的辦公樓依舊專門為他保持一架人工的電梯。
當25歲的年輕作家韋德·梅塔第一次與威廉·肖恩通電話時，他甚至不知道對方是誰，儘管他是如此崇拜《紐約客》。因為肖恩從不允許自己的名字刊登在雜誌上，作為他倔強性格的反映，他從不在《紐約客》上刊登自己的電話。除了向大學生不打折扣外，它也不怎麼在乎廣告商。肖恩先生也儘量避免談論自己，除了他最親近的朋友，沒人知道他的出身狀況。與E·B·懷特一樣，他不接受採訪，只是偶爾會接受演講的邀請，不過只有在說到那句“我在芝加哥長大”時，他才言語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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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威廉·肖恩（2）
在哈佛唸書的韋德·梅塔有一次與同學曾在校園裡遇到肖恩一家，他覺得他們一家彷彿來自小人國，他們是那麼不起眼。他多麼希望告訴身邊的同學，這就是編輯出《紐約客》的人。
肖恩與羅斯太不相同了，這種差異之大類似於後來的蒂娜·布朗與肖恩。肖恩也喜歡幽默，但是幽默在肖恩時代卻已不再是《紐約客》的標籤了。一方面是因為那一代傑出的幽默作家E·B·懷特與詹姆斯·瑟伯都已老去，新一代還無法把握住他們的神韻；另一方面，肖恩個人比羅斯更具有嚴肅的社會意識。正如E·B·懷特曾寫道的，羅斯是20世紀20年代的產物，那是一個喧鬧的年代，而肖恩則是30年代的產物，那是人們在街頭兜售蘋果的悽慘歲月。
《紐約客》在肖恩的年代除了保持了固有的文學成就外，它更變成了探討嚴肅社會議題的輿論領袖。當然，肖恩從來不把自己當作領袖看待，他願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他的作家與藝術家們分享。後來成為他終身的親密伴侶的作家莉莉安·羅斯說，肖恩是一個詩人與小說家，並終身保持著對寫作的渴望，但當他成為編輯後，他便將這種才華完全貢獻給了他的作家，所以他比別的編輯更能體會到當作家的障礙與歡欣。他是那麼的低調，他稱所有的人為“先生”，並保持著父親般的奉獻精神，很多《紐約客》的作家們在其著作上寫明“獻給肖恩先生”。韋德·梅塔在剛開始為《紐約客》工作時，發現肖恩先生竟然會在任何時刻都耐心地給他打電話，為了一個不那麼重要的細節而反覆討論，這使梅塔覺得似乎肖恩只對他這一名作家負責，他常常懷疑肖恩怎麼會有那麼多時間去與那麼多作家進行類似的交流。
肖恩的完美主義使《紐約客》成了新聞界的“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很多稿件都是經過一年以上的反覆修改之後而完成的。儘管一些作家抱怨終稿失去了最初的神采，但這的確將錯誤減少到最低。肖恩將一本雜誌推向了它不應該具有的位置—它甚至比書籍更耐讀與準確。美國的幾代作家都知道，成名的最簡潔方式是在《紐約客》上刊登作品。你可以想像23歲的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美國著名作家）因為在《紐約客》上發表小說就名揚四海了嗎？就像韋德·梅塔回憶的，你在這本雜誌上發表文章，就意味著你被廣泛地談論。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美國現實主義文學大師）、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美國小說家）、J·D·塞林格等，戰後美國最好的作家們都與它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塞林格稱肖恩是“最不可思議的天才藝術家編輯”。
從1945年的《廣島》報道之後，肖恩繼續使《紐約客》保持著社會良心的領導角色。儘管他從來都是那樣溫和，但卻暗暗使《紐約客》承載了教育的使命。20世紀60年代初，雜誌發表了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伯德溫關於黑人悽慘命運的小說，成為民權運動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雷切爾·卡爾森（Rachel ，美國生物學家）的作品《寂靜的春天》也是最初在《紐約客》發表並掀起了環保主義風潮的。一次，肖恩邀請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為雜誌撰寫關於極權主義的文章，後者則擔心這樣的題目是否對讀者來說太艱深了，但我們的肖恩先生則用他著名的緩慢語氣回答說：“不，他們需要讀這些。”
在文學形式上，肖恩則加強了《紐約客》“文學性新聞（literary journalism）”的影響力。1965年，杜魯門·卡波特在此發表了紀實性小說《冷血》。這部以一樁離奇的兇殺案為題材的冷靜而富有想像力的作品，除了給卡波特帶來巨大的榮譽外，也使“新新聞寫作”成為20世紀60年